一个日本遗孤的心声：忆我战后八十年

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已经过去八十年了，其中也有残留我在华和归日后作为日本孤儿度过的八十年，促使我略忆自己八十年的人生。

在华的42年（两个18年＋6年）

第一个18年（1945——1983年）

（一）1945年8月——1956年5月。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前一、两年被父母带到黑龙江省，终战前父亲被征兵，终战后被俘虏押送到苏联西伯利亚，归日途中死去。妈妈带我与妹妹、弟弟逃到宁安县土城子难民营，入冬后不久妈妈与三岁的弟弟在同一个也晚死去。剩下的我与妹妹被住东京城的中国人养父母郭清山夫妇领回家收养。这是中国人的伟大“母爱”，我终生不忘。

（二）1946年8月——1963年。1946年9月，八岁的我被养父母送入当地小学，后入初中，1955年考入哈尔滨农业机械化学校（中专），两年后转入佳木斯农业经济学校，1958年毕业被留校任教，后调到北安农校。1963年回到养父母的家。

第二个18年（1943——1980年）

（三）1963年在养父母的要求下，我转到东京城公社工作。1966年又被转到由东京城公社分出的兴华公社。1968年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城市蔓延到农村，公社书记抓住我是日本人出身，平时又常收听莫斯科台中文广播。当年苏联是敌国，说我是偷听敌台，是“现行反革命”。在全公社百余人大会上被揪出批斗一个多小时，有个年轻人上前左右开弓，打我嘴巴子，打得我昏头转向。后被转到全公社十个大队轮流批斗。1970年下放到生产队劳动改造，还受到当年下乡知识青年的欺负，1971年转入全县各地“被批斗者”集中的石岩公社进行劳动改造。

（四）1972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开始落实政策，被复职回到原东京城公社工作，做财会辅导员，每月都要下乡包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下雨、阴天也要辅导大小队会计工作。直到1980年，与养父母同吃同住18年，完成了养父80岁与养母79岁的养老送终义务。

最后六年

（五）1981年调转到牡丹江农业经济学校任教，1982年被选送到华中农学院进修一年后被评为讲师。1985年回东京寻亲，与住熊本县菊水町的老姑母（父亲的妹妹）和住山鹿市的大姑母，还有住东京和埼玉县的三位姨母相认，并带我回到生我的老家墓地上坟、献花、点香、三敬三祝，报告我回来了。最后1987年带全家七人（老伴、长男夫妇、小儿子和双胞胎女儿）回归日本定居。

回归日本的38年（1987——2025年）

（六）1987——2000年回到熊本县后学日语、学开车，考取驾驶证，打了6年短工后，1993年到熊本市一日语学校做宿舍管理人3年，后到福冈市一公寓做管理人4年，吃住在公寓，有时间开始读中文报，继续学中文，写读后感。

第三个18年（2000年——2017年）

（七）2000年我已62岁，应姑母（当时已85岁）的要求回到菊水町老家照顾姑母，开始务农。院内有田，山上有地。2009年姑母94岁去世，我又完成了养老送终的义务。我与老伴靠领国民年金和生活费生活。每年都养花种菜，捡栗子、银杏、摘山上的柿子，开始了18年乡下生活。不久在菊水町公民馆接触到爱好中文的老人，办起中文讲座，后又到附近的山鹿市中央公民馆开设了中文讲座，有十余人参加，每周两个晚上4小时，一直讲到2017年末。可谓讲中文15年。

在乡下得闲读中文报，继续学中文、写文稿。到2016年自费印刷了“一个日本遗孤的心声”一书（中文13篇、日语28篇都是被中文报（《日本华侨报》、《中文导报》等选发的）），日语部分被菊水町文集和“留学生新闻”选发。书送给了中国和日本的亲朋好友。

（八）2018年1月，已80岁的我，把乡下的住房、田、山都转给了大儿子，我也迁到了大儿子住的菊阳町生活。每周一、三、五下午泡温泉，周四参加县里的归国者交流会——和睦会，与归国者交流，过起安度晚年的生活。

2017年至今继续读中文报、写读后感共有50余篇，还想印刷，不知何时能如愿。

日本侵华终战已八十年，我的人生也度过了八十年，上述三个十八年是永生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