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我随西安交通大学日本校友会和日本华侨华人博士协会的朋友们一起前往浅草东本愿寺,真的不是为了梳理它的历史而去的。1895年3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今天日本山口县下关市的春帆楼签订,距今已经整整130周年。但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博文馆刊发的史料集《日清战役实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四月,于浅草东本愿寺境内设俘虏收容所,收容清国将卒九百三十七人。”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我们启程前往浅草东本愿寺。
九百三十七——这个精确到个位的数字,冰冷地躺在纸页上。站在浅草东本愿寺前,我想象着那个春天,当浅草的樱花如云般绽放时,一群身着破烂清军制服的男子,被押解着穿过东京的街道,最终被关进这座寺庙的院落。他们中或许有北洋水师的幸存者,有从朝鲜半岛撤回的陆军士兵,还有在威海卫陷落时被俘的守军。那一刻,他们都成了日本展示战争胜利的活标本。
《东京朝日新闻》曾描绘这样的场景:“清国俘虏队列整齐,由宪兵引导,自新桥至上野,沿途观者如堵。俘虏中虽有伤病者,然皆保持军人姿态,无一人失态。”这种看似客观的叙述背后,实则暗含着一个新兴帝国对古老邻邦的傲慢审视。那些“保持军人姿态”的清军战俘,在东京市民眼中,不过是他们国家崛起的又一证明。
查阅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所藏的《俘虏管理事务报告书》,我找到了更多细节。清军俘虏们每天早晨六点起床,点名后用早餐,主食是麦饭和味噌汤,偶尔配些腌菜。这与日本士兵的伙食相比自然简陋许多,但比起同时期其他国家的战俘待遇,却又显得“文明”——这正是日本明治政府想要向西方展示的。他们甚至在五月五日“男孩节”那天,允许清军战俘们观看寺庙外悬挂的鲤鱼旗。
更令人唏嘘的是《读卖新闻》当时发布的一则短讯:“本愿寺收容所清国俘虏中,有擅长丹青者,以寺内樱花为景作画数幅,颇得我国人士赞赏,争相购藏。”这些画作今已不存,但可以想见,当战俘们描绘那些樱花时,心中该是何等复杂。那既是囚禁他们的牢笼的一部分,也是难得的美好慰藉。
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以后,大部分清军战俘被遣返回国。这些人在历史中迅速消失,没有留下多少痕迹。他们回到的祖国正经历着更深的动荡与屈辱,而他们作为败军之卒的命运,可想而知。
今天,当我站立在浅草东本愿寺里——得知这里已经找不到任何清军战俘收容所的痕迹。寺院简介上只字不提那段历史,游客们忙着在盛开的樱花下拍照。唯有一位年迈的僧人,在我询问时含糊地提到:“听师父说过,很久以前这里确实关押过外国士兵。”
我忽然想起《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的那句话:“你我皆为东方人,何必如此相残?”可惜,历史的残酷就在于,它从不在乎这样的诘问。樱花年复一年地开落,而那些曾被囚禁在花影下的灵魂,早已随风飘散。(2025年4月15日写于东京乐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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