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纪念日”的启示

日本建国纪念日源于纪元节。1873年1月即明治维新的年代，日本开始采用公元纪年，并推算出初代天皇神武天皇登基之日是公元前660年2月11日，遂将这一天命名为“纪元节”。1948年“纪元节”被废止。1966年，根据“祝日法”，2月11日被定为建国纪念日。

纪元节和建国纪念日的关联，显示了天皇在日本的地位。自712年问世的《古事记》“神代记”正式宣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至1946年元月1日裕仁天皇发表《振兴国运之诏书》，自我否定神格并因此使该诏书被通称为《人间宣言》，天皇始终是一尊“神”。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天皇神圣的思想始终得到宣扬。根据日本传说，曾经有人想将中国“四书”中的《孟子》带到日本去，但是他所乘坐的船在海上被风浪掀翻了。因为，按照孟子的思想，如果君主残暴无道，危害臣民，那么臣民有权反抗并讨伐这样的君主。由于忌惮这种以“正义”之名“驱逐讨伐君主”的思想，有可能被居心叵测的人利用，所以孟子在日本曾长期遭到很多人的排斥。江户时代末期，“尊王攘夷”代表人物藤田东湖提出，儒家学说有两条绝不适用于日本，一是禅让，一是驱逐讨伐君主。“自从天祖将统治大八洲的使命授予天皇，皇统绵延不绝，传之无穷，天位至尊如日月不可逾越。即使有人道德可以媲美舜尧，智慧可以比肩汤武，他所能做的也只能是一心一意侍奉辅佐天皇。如果有人鼓吹禅让，大八洲臣民皆可鸣鼓而攻之。”

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日本开始形成二元政治结构。这对日本而言意味着什么？按照福泽谕吉的说法，“至尊的天皇”和“至强的将军”的并立，对日本而言是一种幸运，因为这避免了极权专制的产生。确实，天皇至尊，但不强，甚至很“穷”。例如，江户时代扫俸禄5万石以上的大名有100个，幕府将军更多达400万石，而皇室御用只有3万石，以致有的天皇连登基都因囊中羞涩而四处化缘，或请求将军施舍。将军至强，但必须由天皇宣旨方为正统。

 明治维新解构了上述“二元政治解构”。《大日本帝国宪法》（通称“明治宪法”）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及官员均是天皇“辅弼”。该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并规定“统帅权独立”。于是，军部以代天皇行使权力为名为所欲为，若有置喙者，便斥之为“干涉侵犯统帅权”。这条规定也是军国主义高扬的重要原因之一。

必须强调，明治时代以前，天皇只有三项权力：赐姓权、叙位权（赐予位阶权）、颁布诏书敕令权，没有行政权，更遑论军权，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常备军。进入明治时代以后，天皇地位所以骤然上升，关键是主导维新、“执政府之牛耳”的，主要是长州藩（山口县）和萨摩藩（鹿儿岛县）的“草莽武士”。在具有等级制传统的日本，原先地位低下的“草莽武士”需要借助天皇的权威，即“拉大旗做虎皮”发号施令。对日本政治走向具有决定性影响的9位元老，4位是长州藩的，4位是萨摩藩的，1位是公家。明治初期具有藩阀政治的特征，内阁前几任首相，由长州藩和萨摩藩出身者轮番担任。

综上所述，权力得到制衡，利大于弊。鼓吹“个人崇拜”和强调“主权归一”即极权，弊害无穷。因为，鼓吹“个人崇拜”往往居心叵测，贪图一己私利。这是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为鉴。（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