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 丰

日本昭和女子大学，创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20年，以托尔斯泰主张的“爱、理解、和谐”为教育理念，从创建伊始就致力于为日本女性进军社会架桥铺路。今天的采访对象就是该校的校长坂东真理子。在介绍坂东女士的身份前，记者不免有些发愁，因为她的身份很难界定。在文化界，她是著名女子大学的校长，也是日本多部畅销书籍的作者；在政治界，她是日本政府妇女问题担当室最年轻的女性官员，也是日本史上首位女性驻外总领事；在社会上，她被新一代日本女性唤为“教母”；在家庭中，她又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在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同时，跨界活跃，内外双修，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日本新华侨报》走入了风景清丽的昭和女子大学校园。

 期待中国留学生都能成为“知日家”

《日本新华侨报》：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中国留学生在贵校的入学情况以及贵校和中国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

坂东：在2011年的“3·11大地震”发生前，我校一年能有70多名留学生前来就读。但是在大地震发生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人数骤减。到了2012年，人数出现回升，但依旧没能达到从前的水平，目前只有50多名。说来惭愧，和日本的一些大学相比，我校还称不上是拥有众多中国留学生的大学。

今后，我校将努力“转向”，改变以往偏重同欧美国家大学交流的情况，致力于对亚洲国际人才的吸收和培养。为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我校除日语、日本文学、文化、社会、经济等课程外，还开设了系列体验型课程，为留学生提供机会广泛地接触、了解日本社会。

《日本新华侨报》：作为校长，您对中国留学生有什么期待？

坂东：对于日中关系和日中交流来说，中国留学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中国留学生们朝气蓬勃品行优秀，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这样的留学生来到日本学习，成为日本的理解者。我不奢望大家都成为“亲日家”，但我希望大家都能成为“知日家”。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到了八、九十年代，日本逐渐步入高龄化、少子化社会，在如何对应老年人福祉、教育、环境问题方面，日本可以说是比中国早一步遇到了困扰与苦恼。希望日本的这些早一步的经验，能为中国提供借鉴和帮助，让中国在同样的问题能够比日本少一些困扰和苦恼。这些，都需要借助中国留学生的力量。

“德”是成为国际化人才的前提条件

《日本新华侨报》：日本昭和女子大学在培养、教育人才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请您介绍一下。

坂东：一提到国际化人才，人们立即就会联想到优秀的语学能力和扎实的专业能力，认为只有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能力才可以被叫做国际化人才。但是我认为，上述两项能力固然重要，还有一个与其同等重要的，就是要具备日本人独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要了解、理解自己国家的各个方面，比如社会现状、历史进程等，并且要为此感到自豪。只有兼具上述三项，才能被称之为国际化人才。而具备上述能力的基础或是说前提，就是要具备中国儒教里所倡导的“德”。

有德之人，能够体谅对方，懂得共存共荣，不一味追求自身利益。只只有这种能站在对方的国家立场上考虑问题的人才，才称得上是国际化人才。只想着怎样更好地利用对方或对方的国家，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样的人再如何有才，都称不上是个国际化人才。

中国女性主“外”日本女性主“内”

《日本新华侨报》：您的著作《女性的品格》一经问世，就被万千女性奉为《圣经》，自出版至今畅销320多万册，并且还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地区热销。那么，我想问您，您对中国女性有什么印象？

坂东：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日本总理府男女共同参与计划室室长前往北京出席大会。在那个当时，中国女性就比日本女性的社会活跃度高，而且在能力上也和男性不相上下。中国女工程师队伍很庞大，这是我当时印象最深的事情。

中国女性的存在感主要表现在社会上，她们勇于坚持己见，有自己的主张，交流和沟通的能力普遍胜于日本女性。与之相比，日本女性的存在感主要表现在家庭中，作为母亲，她们文化素养普遍较高，作为妻子，她们能够站在丈夫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因此，中国女性和日本女性各有所长。

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和体现，主要是在平安时代。在平安时代，受之前的母系社会的影响，日本女性的经济地位和家庭地位都比较高。我个人认为，之所以会形成近代日本这种男尊女卑的社会模式，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儒教在日本的传播和流行。

纵观漫长的日本历史，在大部分时期，日本女性其实和中国女性一样，都是支撑社会的主力。虽然日本女性不善于表达自己的主张，但是她们的实力并不输于男性。日本历史上专业主妇最多、最为特殊的时期，是20世纪后半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