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蒋丰

无论是在日本还是中国，西园寺一家的历史总是那么令人津津乐道。

原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辅弼过日本两代天皇，其孙西园寺公一是世界和平理事会日方总代表，中日建交前的两国民间大使，其曾孙西园寺一晃毕业于中国北京大学，现任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本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可以说，西园寺一家的历史，就是中日两国近现代史的浓缩。2013年2月7日，记者到位于东京都新宿区，典雅内敛又充满浓郁中国风的孔子学院，听日本贵族后裔西园寺一晃谈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和建议。

荒唐无稽的“文化间谍”说

《日本新华侨报》：中国为普及文化支持汉语学习，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目前日本国内也有13所孔子学院。在美国有批评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的文化侵略”，甚至还有“文化间谍”的说法。对此您是怎么想的？

西园寺一晃：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的确有那么一部分人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的文化侵略”，这真是荒诞无稽。说这些话的人，应该不清楚时代的趋势所在。1989年冷战结束，世界自此开始全球国际化，国与国之间的墙壁变得很低，思想、文化也开始跨越国界、地界自由的交流。

在思想、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会出现两种可能，一种是异文化间相互撞击，产生文化冲突；一种是异文化间相互尊重、相互吸收、相互学习，产生文化共存。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时代趋势是全球性文化共存，这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好事。

当一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富饶的时候，就会希望把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传播出去，进行“软文化出口”。凡是有大国意识的国家都会开展这种活动。其实，中国“软文化出口”的步伐已经是慢的了。德国很早就开始了，其次是法国，就连韩国都在全球范围内开设了韩国文化院。

与中国相比，日本在这方面表现得太不积极，尽管也有很多好的、值得推广的文化。战后日本过于重视经济发展，把经济和政治放在了第一位，忽视了文化。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只发展经济交流不推广本国文化的国家是无法和所有国家友好相处的，因为但凡是经济交流就会存在利益关系。像中国这样把文化发展放在首位的国家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民间外交支撑两国关系

《日本新华侨报》：众所周知，在日本政界，西园寺家极富盛名，您父子两代作为民间大使和周恩来总理也有着深厚的交往。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来的历程，请您谈谈民间外交的重要性。

西园寺一晃：从前，在日中两国领导人的会谈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比喻，“对于两国来说，政治与经济就像是一个车的两个轮子。”请恕我直言，这个比喻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但是得看出它存在不足之处。

政治与经济交流的好，就意味着两个国家可以相处得好吗？事实并非如此。除政治与经济外，国民感情也非常关键。想让两个国家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平相处，就需要促进彼此的国民感情。促进国民感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民间外交。

有这样一组调查结果，无论是出于贸易目的还是观光目的，但凡是去过中国的日本人当中，有九成都会自此喜欢上中国，反之也一样。但自去年以来，日本国民的对华感情出现了变化，约有八成左右的日本人对中国没有亲近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现在两国的媒体，包括电视媒体与新闻媒体。我自己也曾是个媒体人，在《朝日新闻》工作过。同以往比较，现在的日本媒体真的奇怪，他们只关注中国不好的地方，对此进行夸张性宣传。中国可能也存在一样的问题。

其实，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好的一面与不好的一面，先进的一面与落后的一面，完美无缺的国家是不存在的，每个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都要面临许多课题。这个道理，还是周恩来总理教给我的。1958年，我跟随父母迁居北京。刚到北京不久，全家就受邀到周总理家里做客。我当时还是一名初三学生。周总理是这样对我说的，“第一、你今后要进入中国的学校学习，在校期间要多交朋友，将来一定会成为一笔巨大的财富；第二、你今后要在北京生活，会看到很多事物，中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有先进的地方也有落后的地方，看到落后的地方以及不好的一面，你要积极的指出来。”周总理说，“比起那些只说好话的朋友，我更渴望得到一些能够从友好的立场出发指出问题的朋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他所说的话，对此我铭记至今。其实，日中双方的民间外交都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建立这样一种关系。

关于理想的日中关系，郭沫若先生的谈话也令人印象深刻。作为一名日本通，他曾在日中恢复邦交正常化前对我这样说过，“中日关系最为理想的状态，就是中国人说，战争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要放眼未来。而日本人回答，为了永不重复之前的错误，我们绝不忘记那场战争，我们会把那场战争的教训讲给下一代人听。”现在日中关系和郭沫若先生说过的理想状态恰恰相反。

现在，日中两国间的交流范围是扩大了，但是日中两国间的感情却变浅了。沟通渠道和人脉关系的数量是变多了，但是粗的渠道和厚的人脉却变少了。这就更显现出民间外交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