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总编辑 蒋 丰

今年72岁的野田毅，不仅是日中友好七团体之一的日中协会会长,还是日本自民党税制调查会会长。他自喻为 “疾风中的劲草”，在任何政治环境下，都能坚持推进中日友好事业，增进两国政治互信。小泉纯一郎任首相期间，他是执政党内少有的，公开反对首相靖国参拜和对华态度的“异类”，并因此受到孤立。2013年10月19日，《日本新华侨报》记者走入日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采访了这位“腕儿”级政治家。

改善日中关系从力所能及的事做起

《日本新华侨报》：2012年，是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40周年；201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中日两国本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进友好，但却因为2012年9月发生的所谓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导致两国关系陷入低迷。您认为，应该如何改变这种局面？

野田毅：对于现在这种情况，我感到非常遗憾。我强烈地希望，双方都能付出努力，尽快地让两国关系回到正常轨道。

日中两国自恢复邦交正常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年的时间。但目前的两国政府关系，可以说是陷入了自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为恶劣的局面。两国的国民感情也大受影响。我认为，改变这种局面，需要采取战略性方式。

只要冷静地一想，两国政府就都清楚，日中是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而且也是永远不能搬家的邻居，必须和睦相处。这需要日中两国共同付诸具体行动。

我个人认为，日中两国人民都应该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深化两国民间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逐步缓解两国关系。当然，两国政府就更应该为此做出努力。

建议日中两国尽快举行首脑会谈

《日本新华侨报》：前不久，中日两国的文化部长进行了会谈。这是安倍晋三出任日本首相以来的，两国间的第一次正式部长级会议。有报道认为，这代表着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开始缓解。您赞同这种看法吗？安倍还称，“日本的对话大门一直是敞开着的。”您对此如何理解呢？

野田毅：我也感觉，日中两国正在为能相互靠近而制造着机会。坦率的说，我认为，日中两国领导人应该坦诚的，经常性地见面，不要故意避而不见。先见面，以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然后再就改善两国关系进行具体的对话。我希望日中两国都能采取这样的顺序。而不是等到有了具体的改善方案后，再安排见面。安倍首相的发言，从形式上来看，应该也是上述的意思。目前，我还没有和安倍首相在这方面进行过深入的探讨，而且我也不可能要求首相这样做或那样做。

日中两国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距离，双方都希望能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只是中方在这件事上表现的更为谨慎，担心日中领导人见面后，日方会不会又突然说出什么，或做出什么让事态向着反方向发展的事情。因此在中方看来，如果没有具体的改善措施，是很难安排两国领导人见面的。这一点我也能够理解。

在两国领导人见面后，日中关系反而越发不好了。这样的假设结果也是有的。因此，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希望能在有明确保证的前提下，安排两国领导人见面。而日中两国是否有这方面的默契，就要看彼此间的信赖关系。

其实，人与人之间，见的次数多了，自然就会相互信赖。所以我建议，日中两国领导人不妨先放下顾虑，见一次再说。

兼顾政府方针的同时推进民间友好

《日本新华侨报》：作为日中友好七团体之一，日中协会自成立到现在，为加深中日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已经做出了38年的贡献。作为日中协会会长，您认为，在如今这样的两国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日中协会还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野田毅：一直以来，日中协会都在理解日方立场的同时，也在尽全力的理解中方的立场和心情，并且在理解的基础上，将中方的立场传达给日本国民，宣传日中友好的重要性，努力扩大日中两国民间的“友好之环”。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业。

现在，日本有七个日中友好团体，其中有两个团体的会长是自民党现职政治家担任的。一个是我担任会长的日中协会，另一个是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担任会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正因为这样，我们也就不可能像其他日中友好团体那样，只按照自己的立场说话，必须考虑让政府方针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和高村正彦经常为此一起商量。但是，我们推进日中友好的心愿是不会改变的。

改善日中国民感情从两国媒体开始

《日本新华侨报》：刚才您也提到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恶化，已经严重影响到两国的国民感情。最近的舆论调查结果也显示，中日两国都有九成以上的国民对彼此没有好感。在您看来，要想改善中日两国国民感情，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野田毅：恕我直言，日中两国的媒体报道，尤其是电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中两国的国民感情。如果日本的电视节目里总是说中国不像话，中国的老百姓知道后就会觉得日本媒体很过分。同样，如果中国的电视节目里总是说日本的坏话，日本的老百姓了解后也会反过来觉得中国媒体不好。日中两国人民都是非常善良的，但谁都不会喜欢一个总说自己坏话的人或国家。

我希望日中两国的传媒都能够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能多进行一些温暖人心的报道。如果可以的话，我还希望中国媒体能够多报道一些日本有许多人都在为了日中友好而努力的事情。同样，日本媒体也应该多对中国进行善意报道。

我的结论是，改善日中两国的国民感情，应该先从媒体做起。

增税不会对安倍政权产生负面影响

《日本新华侨报》：众所周知，竹下登在任首相期间，因为在国会通过了收缴3%的消费税法案而导致政权垮台；桥本龙太郎任职首相期间，将消费税率由3%上调到5%，导致日本经济减速。现在，安倍晋三又敲定在2014年4月将5%的消费税率上调到8%。您认为，这次上调消费税，从时机上来看是否合适，会不会对日本经济带来不好的影响？

野田毅：竹下登政权时期，日本首次进行导入消费税，国民难免会做出一些敏感反应。他下台的直接原因，应该是私下购买股票的“利库鲁特事件”。桥本龙太郎下台的直接原因也不是消费税。一些反对这次消费税上调的人，故意渲染桥本政权时期的消费税增长的负面影响。

坦率地说，欧洲国家的消费税最低是15%，最高是25%，平均也在20%左右。而日本目前只是5%。前段时间，欧盟驻日大使问我，“为什么日本的消费税从5%上调到8%、10%，就这么的难？”在他们看来，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在这件事情上，自民党应该承担责任的。长期以来，自民党作为政权的责任者，不愿意在税制方面进行过多的动作。按理说，国民的负担与受益应该是一体的。要享受这么多的社会福利保障，理应支付相应的税金来支撑，而不是依靠国家借贷。因为长期不能顺利增税，日本政府一直是在靠发行国债支撑必要的支出和福利。结果就是让国民习惯了“白吃饭不交钱”的福利形式。

《日本新华侨报》：那么，消费税上调是否会对安倍政权产生负面影响呢？

野田毅：不会有负面影响。国民们也会逐渐地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特别是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只要政府能限制消费税的使用途径，有节制且有效的进行利用，国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由于不清楚政府将如何使用上调的那一部分消费税，所以大家才会极力反对。而事实上，上调的那一部分消费税，就只有社会福利保障这一个使用途径。增税与福利是一体的。只要这个概念能很好地渗透到国民当中，就会增进大家对增税政策的理解与支持。

早在1999年的政府预算决议中，就规定了消费税的每一分钱，都只能用于“老年人三经费（养老金、医疗保险、护理保险）”。而我本人就是这个规定的提案人。在没有财源支撑的情况下,扩大社会保障，这必然是要垮掉的。所以就需要增税。但这部分税金也只能用于社会福利保障。

其实在小泉纯一郎做首相期间，就应该上调消费税的。比起去参拜靖国神社，更应该优先消费税。但如果在执政期间上调消费税，势必会令自己的人气下降。所以他故意避开了这个问题，却干了其他没必要干的事，真不像话！

如果小泉在执政期间能上调消费税，那么日本的负债情况和财政情况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日本政府在制定政策上就会更有一些经济上的自由度。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主张。

终于，在去年的日本民主党执政时期，提出了增税。民主党在做野党时，其实也是反对增税的。但既然成了执政党，就得负起责任，不怕干脏活，不怕挨骂。可以说，比起党益，日本民主党是更优先考虑了国益。所以我认为，在日本内政问题上，野田佳彦还是了不起的。

如果可能的话，在去年8月的“消费增税法”成立后，就应该进行总选举的。那样的话，也就不会搞出什么岛屿“国有化”问题了。自民党的总裁可能就还是谷垣桢一了。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晚了，覆水难收啊。

对中国税收问题的一点建议

《日本新华侨报》：日本如今已经是“世界第一”的老龄化少子化国家。我了解到，日本政府为确立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在推动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今后，中国也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危机。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税制有哪些值得中国学习或参考的呢？

野田毅：那我就直截了当的说了，在我看来，中国不仅要学习日本的税制，更要学习日本的执行方式。

日本国税机构的人事变动，权力全在于国税厅厅长，地方政府完全不能干涉。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关键的。这样做，能保障执行时的公正性。

中国由于地方政府的权力很强，所以采取的是上缴性的税制。在我看来，这样不太好。税金问题，不仅要做到制度上的公平，也必须保证执行上的公正。只要做到税制和执行都公平、公正，才能保障所得税、遗产税等的直接税的征收工作顺利进行。这是我对现在的中国政权所面临的税收问题的一点建议。

编后记：采访结束后，野田毅为记者题写了“背私向公”四个字。看着这四个字，记者对这位现执政党骨干，在采访中肯定了日本民主党前政权的发言，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在他的办公室里，还摆放10月3日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送给他的生日花篮，这应该也是对他从事中日友好事业的一种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