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神户国际大学教授毛丹青与《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蒋丰对谈

◆本报记者  王 鹏 / 摄影：本报记者 邢熠

诺贝尔文学奖，一个让中国人内心情感无比复杂的世界性奖项。但是，正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博览会一样，当中国人为它纠结不已而有一天终于得以自己主办的时候，其愉悦的心情在很短的时间内也就飘然逝去了。从此，中国人又开始了新的纠结，而这种纠结实际是在向新的目标前进。当中国作家莫言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中国人开始了新的思考——为什么，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如此艰难？当代中国文学获得世界认可，为什么如此艰难？

近日，《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蒋丰与日本神户国际大学教授毛丹青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对谈。

蒋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不仅给中国，更给当代中国文学以极大的提振性的刺激。当然，未来可以预测的几年内，中国作家是不可能再在获得这个奖项了。说起来，这个现象也很有意思，诺贝尔的经济奖、化学奖、物理奖等可以连续颁发给一个国家的不同人物，但文学奖持续花落一国还是很少有的事情。在亚洲，只有日本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其间相隔了26年。

毛丹青：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者说中国大陆作家能够获得这个奖项，背后是有许多因素在交叉使力或者说发力的，真的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事情。在我看来，对此可以进行解读，但不应进行过度解读。其实，无论你怎样解读，多少年后，一个评委的一个小小的爆料，都可以颠覆现在解读后推导出来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曾经有一个断档期，那就是中国的“文革”期间。当然，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不同的人是会有不同的意见的。在我看来，那个期间尽管也有《艳阳天》、《金光大道》这样的“文学作品”，但那时的作家是无法与外国开展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交流的。这种作家之间人的交流的中断，可以说是当时“断档”的一个具体表现。而断档之后的当代中国文学能够在今天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意义是可以圈点的。

蒋丰：如果放大解读的话，诺贝尔文学奖花落中国大陆，也可以说是对断档后重新续接的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褒奖性的认可。是这样的，续档后的当代中国文学，不仅表现在作品种类、数量、读者群以及世界影响的增加，还表现在大量作家都可以自由地以官方的身份、个人的身份走出国门，与国外的同行和读者们展开交流，用自己的肉眼观察外国，而不是在国内“坐井观天”式地用大脑思考外国了。这些，对于他们的写作很有意义。

毛丹青：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很多媒体在追着问，他是否来过日本。事实上，他已经到过日本十多次了。为什么中国媒体大多不知道呢？哈哈，很简单，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获得这个奖项。莫言这种与日本的交流，对他的作品应该是有影响的。上个世纪90年代，我就在促进莫言访问日本方面作过很多努力。

蒋丰：我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莫言第一次访问日本的时候，毛教授一路陪同。到东京我们汇合的时候，莫言对我发的最大“牢骚”就是：“毛教授不让随便行动，也不让我随便说话。”“毛教授总跟我说，‘你听我的’。”哈哈……那次，我们在东京涩谷陪着莫言与新华侨华人代表见面，夜晚在新宿歌舞伎町带着莫言穿大街走小巷接触日本的“地气”，在驹泽大学与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以及爱好者见面。结果，回国以后，在莫言的作品里面就出现描写日本当时年轻女性的形象。看来，这种人际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毛丹青教授长期以来一直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当年能够慧眼识人，积极推动莫言来访日本，扩大了日本社会了解他的层面，这也是功不可没的。

毛丹青：话说回来，当代中国作家走出国门，不仅存在着一个积极交流的问题，还存在着一个怎样交流的问题。不仅存在着一个拓展型交流的问题，还存在着一个与谁交流的问题。如果认为只要走出国门就是交流了的话，那交流的层次和水准就都太低。相比之下，这次莫言之所以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与日本的交流，更得益于他对选择对象的交流，具体地说，得益于他与作品翻译者的交流。

蒋丰：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日本从事过几本史学著作的翻译。结果，获得最大的收获，不是文字上的收获，而是感受到一个译者如果在阅读、翻译的过程中，没有与原著作者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共鸣，这个译者应该说不是好的译者。据我了解，莫言作品的译者也是多次调换的，这其中应该是有很多故事的。

毛丹青：这个话题是我非常想说的。我觉得莫言获得诺奖的这件事情本身，实际上揭示了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法则，就是中国的当代文学如何在世界被推广。我为什么要说“被推广”？是因为中国文学一出国门的时候首先要碰到汉学家。这汉学家是第一条防线。中国的文学是不能靠中国人自己去翻译成别人的语言，文学是存在母语之中的，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莫言的获诺奖，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是不是有一个规律，如果每位中国作家都能按照莫言这几年走的路下来，他的文学作品就会被世界给承认。

我们举例来说。莫言的小说在日本经历了三个汉学家的翻译。第一个翻译他作品的汉学家叫井口晃。这个人是中央大学的，他翻译的莫言小说就是《红高粱》。但是这个人很有意思，可以说有点不地道，他翻译了这本小说，然后在小说后面把莫言臭骂了一顿。实际上在业内人看来，讲究道德的人是不应该这样做的。如果你要骂他，为什么还要翻译他的作品呢？

蒋丰：译者骂作者，这种现象在中国“文革”时期常常可以看到。那时，中国的翻译工作者被指定翻译一些作品，翻译完了以后还要附带写上一篇批判的文章，也就是用一种畸形的学术的语言，把作者“骂”一顿。没有想到，在日本也会有这种事情。这位译者他骂的是什么呢?

毛丹青：《红高粱》写的麻风病，莫言是在一种特有的历史环境下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是凭借着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走红的。如果没有这部电影，莫言也火不起来。我记得有一次莫言跟我回忆那段历史，他说那次他从乡下回到北京的时候，一听到骑三轮车的“膀爷”都在唱“妹妹你大胆地跟我走”，就知道：自己要“火”起来了。话说回来，这位日本译者骂的什么，我真的不想重复了。

现在，莫言的作品里面还会出现对聋子、哑巴等残障人的描述。日文译者在作品的最后都会写明：“本作品为还原作者执笔时代的历史环境，特意忠实地把原文翻译出来”，而不像第一位给莫言翻译作品的汉学家井口晃那样，翻译完作者的作品以后，还要把作者骂一顿。

蒋丰：在国外，出版社与翻译在选择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大概首先要考虑的是读者，或者说是销售对象。再好的文学作品，如果不适应这个国家的读者，恐怕也是难以翻译出来的。有的时候，这种“骂”，可能也是为了销路的。

毛丹青：翻译莫言文学作品的日本第二位译者是东京大学的汉学家藤井省三。当年，他在北京大学研修的时候，翻译了莫言的小说《酒国》。藤井教授曾经表示，之所以选择这部小说进行翻译，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酒国》写的是当代中国的事情，写的是官员的腐败。藤井省三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政治色彩非常强，在业界非常有名。但是，藤井教授走的是都市派的路子，而莫言则是乡土作家，他们的视野有所不同，很难产生共鸣。但是，他毕竟是东京大学的教授，在日本的主流媒体很有发言权，因此对推广莫言作品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莫言对译者的一些政治解读，并不满意。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不仅日本译者选择了莫言，其实莫言也一直在日本选择翻译家。为什么第一个翻译了莫言《红高粱》的人不会去翻译他第二部作品，第二个翻译了他《酒国》的人，又不能翻译他后来的作品呢？简单一句话，是因为莫言有明智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