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等方面人才辈出。近年来，诺贝尔奖获奖者更是以平均每年一位的速度涌现。为了迎接满是创新的数字革命或者说是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就科研工作者的使命和科学研究的理想存在形式等问题，我作为《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总编辑兼《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近日采访到了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名古屋大学特别教授野依良治。

值得关注的是，野依良治对于未来国际科研的走向、亚洲科研的发展优势等，给出了非常具体和精确的预想。

诺贝尔奖与国力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日本新华侨报》：野依教授，您作为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能不能谈谈获奖对于科学家本人、科学家所属的研究机构或大学，以及对于国家来说，究竟代表着什么？

野依良治：世界上有众多奖项，奖励的目的也各有不同。虽然诺贝尔奖的名气比较大，获奖本身也让我深感荣幸，但说到底，诺贝尔奖也不过是众多奖项中的一个。

依照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成立的诺贝尔基金会，从1900年到现在，始终忠实履行遗嘱，毫不动摇的坚持传统，无论时代如何激烈动荡。这种忠实与坚持，成功促进了全世界科学的健全发展。不仅如此，它面向全人类提供获奖机会，无论你是个人还是著名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学者，也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或地区。它会不受时代潮流的影响，奖励真正独特的发明和发现。这些都是诺贝尔这一奖项了不起的地方。

但是，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在报道诺贝尔奖的消息时，喜欢强调这是国家荣誉，借此宣传国家形象等，说实话我不赞成这种操作。不可否认的是，能够连续出现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国家，必定是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准和研究环境的。但是在政治上或者经济上给科研工作者施压、设定获奖目标，必将会影响科研的自由度和自主性，甚至迫使科研工作者不得不违反伦理。

生物学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回顾诺贝尔这三项科学技术领域的获奖历史可以看出，获奖者的分布和国家的综合国力水平的确有一定关联，但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不是综合国力不强就没有获奖的机会，绝对不是。

科学研究其实是阶段性的过程，要先萌芽再成长，开花后才能结果。大学阶段就相当于萌芽期，所以年轻的大学生不应该只去解决别人指派的研究任务，更应该自己去寻找科研课题，挑战它、解决它。即便是挑战失败了，走进了死胡同，也应该得到一定的奖励。如何提供这样的研究环境，创造这样的研究风气，就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了。

日本科研的系统性改革迫在眉睫

《日本新华侨报》：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一边以科技立国为国策，另一边却在不断消减科研预算。日本在推进科技发展上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野依良治：科研的质与量，与三个要素密切相关，分别是资金投入、研究的人才投入和创新效果。

先说资金投入。最近20年间，日本政府拨给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预算基本没有增长。不仅远远不及资金投入巨大的中国，甚至落后于欧美国家。此外，日本的资金分配也不理想，在特定的研究项目、组织、或人身上过于集中。

再说研究人才。现在以企业为中心，全日本有近70万的科研人才。这个基数是很庞大的，但是这些人往往同质化，缺乏多样性。

最后说说创新。近年来研究效率低下，与其说是科研工作者个人的问题，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无法形成创新结果。换句话说，日本的人才教育和研究系统都面临着危机。

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少子化、高龄化。这是日本社会各个领域共通的课题，对科研的影响也非常大。1992年，日本的18岁人口是205万人，到了2016年骤降40%，只有118万人。未来的科技进步毫无疑问要依靠年轻人，然而日本大学里40岁以下的教师只占全体的25%。要知道这个数据在中国是44%,在德国是51%，日本的年轻教师实在是太少了。不仅如此，这些年轻的教师目前还没有独立的研究课题，都是在年长的教授的指导下做研究。日本的这种师徒制度本身也存在一定问题。优秀的年轻人应该尽快独立出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

二是日本的国际交流做得不顺畅，没能在全球化时代形成流畅的“国际化人才环流”。在美国的大学中，每年都有5000名以上的中国人取得博士学位，而日本人仅有170名左右，没能形成国际人脉，也没有足够的跨国科研项目。

日本政府急需扩充财政支援，解决高水准的研究人才数量不足的问题。我认为，政府应该资助青年科研工作者、女性科研工作者以及外国国籍的科研工作者，为他们提供独立研究的环境。这种系统性的改革已是迫在眉睫。

建议日本学习中国的“海归政策”

《日本新华侨报》：您如何看待中国对于青年科研工作者的扶持和培养？中日两国在这方面有没有可以互相借鉴、交流的地方？

 野依良治：我认为日本应该学习中国的“海归政策”。科研工作者如果只停留在一个地方，是很难持续成长的。科研工作者就需要到世界各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获得新的研究体验，进而迸发出新的灵感。

据统计，诺贝尔奖获奖者平均经历过4.6个研究机构的历练。山中伸弥教授是在第五家研究机构任职时获得的诺贝尔奖。回顾山中教授的履历可以看到，他先后在神户大学、大阪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格莱斯顿研究所、奈良尖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京都大学工作。2018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本庶佑教授毕业自京都大学，先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工作，最后又回到母校任教。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正是在京都大学期间。

延续人类文明的科研发展

《日本新华侨报》：今天的中国正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政策，面向未来着重发展信息技术、人工智能、IOT等技术领域，受到了全球各国的瞩目。作为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研究开发战略中心负责人，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和认识？

野依良治：我已经拜读了《中国制造2025》的日文版，其中写道“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十八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这是中国政府回顾历史基于现状，再次强调了制造业重要性的顶层设计理念。不仅如此，还制定了具体的战略方针、目标以及战略任务和重点，并且要求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和直辖机构坚决履行工业化和信息化相融合的这一战略规划，明确且坚决的向民众传达了政府的决心。

但是我个人认为，所谓科学，不单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产业经济，更是人类为了寻找世间万物真理的一种纯粹的行为，是帮助大家培养正确的自然观和人生观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利用这些知识发展出的科技，必然会带着一定的社会属性，就如同《中国制造2025》所指出的那样，是关乎国家存亡和国家繁荣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将眼界放宽，以人类文明的延续为科研发展的最终目标。

最为重要的是，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为了当下的时代而存在的，必须要考虑到对未来人类社会公平性的影响。这不光体现在环境问题上，在能源、资源、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上也是同理。这是需要严肃考虑的问题，绝对不能做出损害人类后代利益的决策。

中国的发展方向性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希望强大的中国能够以全球、全人类的高度，引导世界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前行。

今后科研势必会从独创走向共创

《日本新华侨报》：中日两国在国家发展战略上，拥有一定的共识，比如打造“高龄大国”、“健康大国”，以及建立“科技强国”、“教育强国”等。今后，中日两国在科研领域会有哪些合作？

野依良治：我认为，今后科技领域的飞跃性发展不会再像从前一样，只出现在某个单一领域，而是会出现在各领域的合作研究中。对科研工作者的评价也将从独创性变为共创性。

当然，无论中国、美国还是日本，都在努力营造更好的教育环境。但是无论哪个国家都出现了科研工作者同质化严重的问题。今后，由来自不同教育背景，持有不同研究经验的科研人员一起组建团队，利用彼此的差异形成互补，进行共创性研究，将会成为科研的必然发展方向。

个人的独创性理应受到尊重，但是一个人能做到的是有限的。特别是在今天，粒子加速器、宇宙天文学、生命科学以及人类基因组的研究等耗时长，规模大的巨型科研课题，已经不是单一国家就可以完成的，国际间的合作研究成为了一种必然。不仅是巨型科研课题，中小规模的研究课题如果开展国际合作，也会更为高效。因此，我认为日中两国应该互相尊重、互相信赖，紧密合作，至少在基础研究领域，应该更为积极的开展合作。

中国智慧是亚洲的骄傲

《日本新华侨报》：今年6月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访日参加20国首脑峰会。您作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对习主席访日有何感想？能给您所属的中国科学院提一些建议吗？

野依良治：欧美各国是近代科学的先驱，这就导致今天的科学研究陷入了以欧美为主导的“英语纪元”。今后，随着数字化、信息化对人类社会的不断渗透，全球各个国家的价值观都会被迫统一，出现不可避免的同质化问题。我对这种“英语单一文化”的模式深感忧虑。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础将因此变得异常脆弱。

未来世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所以如果过分依靠单一文化，一旦这种文化出现问题，那么建立在其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将会全部崩塌。

虽说科学无国境，在实际的交流合作过程中确实需要一定程度的世界统一标准。但同时我也认为，保持我们亚洲文化的特殊性，有助于补充维护人类文化的基础，减少全盘崩塌的风险。

科学和科技对全体人类社会都有着极其普遍的意义，绝不是专家、大学或者大企业以及某几个国家的所有物。所以，能否获得民众的理解、支持与参与，是决定未来社会能否健康发展以及提升国家实力的根源，也是创造安全、安心的社会的基础。例如，在将核能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运用到人类社会正确与否的问题上，普通民众觉得“反正自己不明白这些深奥的问题全都交给专家学者好了”，其实这种观点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全体民众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这些技术的利弊后，参加到国家决策中去，才能为国家实力的提升带来坚实基础。

从这一观点出发，科学和语言的关系，特别是和母语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无法用母语进行简单易懂的阐释说明，一般民众是难以理解这些艰涩理论的。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敬佩中国，今天的科学技术信息，约有90%以上都是用英语来表述，但中国的科学家们将这些专业术语全部翻译成了中文，并将其普及到一般社会生活中，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现在的中国人可以用英语和中文双语来做科研。而欧美人基本上只能用英语来开展研究工作。中国智慧的深度比起欧美来说是占据了绝对上风的。

我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来日本。同时，我也想提一个倡议。那就是建立以中国、日本、韩国为中心的汉字圈科学技术振兴计划。首先在汉字发源地——中国的指导下，建立通用的中文科研术语，并制作用语辞典，让这些用语渗透到汉字圈国家的一般社会生活中去。我很期待这样做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我认为，随着合作项目的开展，亚洲各国一定会形成超越科学技术领域的，更加深化普遍的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