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川敏英是土生土长的名古屋人，从本科到博士都是在名古屋大学完成的，如今也是名古屋大学素粒子宇宙起源研究所名誉所长、特聘教授。

据说，他的获奖给全球小语种以及不会英语的、闭门造车的科研人员以极大的鼓舞。益川敏英的英语一直很差，全年级倒数，也为此拒绝了所有外国邀请的学术会议。2008年，他不得不“破例”出席在瑞典举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颁奖仪式，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日本的国门。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很抱歉，我不会说英语”。

不过，也正因为益川敏英能认清自己的优劣势，扬长避短，没有刻意把更多的时间分在不擅长的领域上，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想到这一点，我这个不会英语的老媒体人，也多少感到轻松了一点。

只要对社会有益再麻烦也会身先士卒

《日本新华侨报》：您33岁那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成为解决宇宙起源这一宏大谜题的关键所在，是科学创造梦想的一个典型的事例。您能说说自己成为科学家的初衷吗？

益川敏英：因为啊，我就只能做一个科学家。除了数学和物理这两个科目还比较好之外，其余科目真是学得一塌糊涂。（笑）

《日本新华侨报》：您的恩师都是引领世界物理学发展的科学家，包括坂田昌一、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等人。您能谈谈对他们的印象吗？

益川敏英：印象最深的，还是坂田昌一先生吧。他不仅在物理研究上领先一步，在其他事情上也总是身先士卒。越是别人不愿做、不能做的事情，他越是知难而上。在他的影响下，哪怕再麻烦，只要对社会有益，我也会主动请缨，“让我来吧”。

就比如大学里的工会负责人，出力不讨好，大家都不喜欢，每到新一轮评选，就互相推诿。而我最讨厌看到的就是这些，所以每次都自告奋勇地站出来。就连在忙于撰写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的1972年，我也担任着京都大学的工会书记长。在大家争分夺秒写论文的时间，我正为了工会在校园里东奔西跑。所以那段时间啊，我一回到家，就有强烈的想要学习的冲动，也因此学习热情和学习效率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笑）

《日本新华侨报》：在大学的工会里，您主要做了哪些事情？

益川敏英：工会必须保护劳动者。在那个当时，女秘书不属于正规工作人员，任期只有三年，三年一过就会被自动解雇。我对这一规定很是愤慨。她们拿着很低的工资，来辅助我们做一些研究所需的琐碎的工作，即便任期内取得了一定成绩，三年一过也还是会被解雇。为了反对这种雇佣方式，我总是忙上忙下的。

要给科研人员自由发挥的空间和经费

《日本新华侨报》：尽管近年来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辈出，但几乎每位获奖者都谈到，现在政府提供的研究经费逐年减少，担忧这会对今后的科研发展造成阻碍。您对此怎么看？

益川敏英：不管是用于研究还是其他，现在每名科研人员能分配到的经费真的是越来越少，几乎没有。这是体制上出了问题。

在过去，科研人员每个月都能得到一定金额的“讲座费”，但现在只有在通过项目审核的情况下，才能领取到。我能够理解这个审核，毕竟国家提供的经费那么少，但申请者却很多。但在我看来，研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不是从一开始就能预想到结果的，很多情况下，都是好奇心的产物，走了“弯路”所带来的收获。一些不起眼的课题，也是因为科研人员有“我想试试看”的心态，所以才成就了伟大的发现。

当然，如果对于所有的项目都报以支持和认可的态度，那么国家怕是要破产了。不过我还是希望，对于科研人员自身感兴趣的课题，国家应该给予一定的空间和经费，让大家能够自由的发挥。

我担心中国人才外流

《日本新华侨报》：目前，中国的研究经费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科研现状？

益川敏英：这得再往前看30到40年。说实话，我担心的是人才外流。中国年轻的科研人员一般都选择去发达国家留学，并且有一去不回的趋势。一旦去了美国，往往就会一直留在美国。我觉得中国应该重视起这个问题。

对于日本，我倒没有这方面的担心。因为日本人大都有“归巢性”，所以一般都会回到老巢。（笑）

科技的发展究竟该由谁来把控？

《日本新华侨报》：自1972年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尽管中日两国在经济文化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卓越成果，但在科技领域上却没有突出的表现。您有注意到这一点吗？

益川敏英：是的，在科技领域，日本的视线始终聚焦在欧洲和美国，从二战前便是如此。

日本的战前政府在历史上做了很多愚不可及的事情，但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比如跟欧美学习如何制定教材。日本从明治政府开始，就积极派遣留学生去欧美学习、考察，他们在学成归国后，模仿欧美的教科书编纂了日本近代最初的教材。我认为这一政策在培养教育下一代上，起到了较好的方向引导作用。虽然我也不清楚这是谁制定的政策。

我一方面认为，科技的发展，不该由政治家的意图来决定，应该给科研人员一定的自由，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寻找研究课题；一方面又认为，搞科研离不开资金的援助。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关键性问题，科技的发展究竟该由谁来把控？就比如粒子的合作研究，现在日本国内外共有几百名科研人员参与，如今是谁在全盘管理与把控，连我自己都弄不清楚。（笑）

采访后记：

采访很快结束了。当益川敏英先生站起来和我握手道别的时候，我想给读者补发这样一个镜头：进入采访地点以后，校方秘书给益川敏英先生安排的是正座，安排我坐在他左手的下方。但是，益川敏英先生脚步略显迟缓的走进来后，看到这样的座位安排，立即表示：“这样不行！这样我俩就有主客之分。我要坐到你的对面，要平视着你，这样才好交流。”说罢，他转身做到了我对面的沙发上。

我在想，“平视”，或许也是先生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