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千百年来人类对于宇宙虚空始终怀着莫大的热情与神往。2008年，小林诚与益川敏英这对“双子星”凭借与宇宙和物质起源有关的对称性破缺，预言存在六种夸克，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从此，“小林・益川理论”成为了世界上众多量子力学研究人员的研究基础。

日前，我作为《日本新华侨报》总编辑，已经采访过益川敏英先生。今天，我又一次来到名古屋大学，采访他的同门师弟小林诚先生。

东亚国际合作是重要且必要的

《日本新华侨报》：过去，人们谈到中日关系的时候，曾经用“政冷经热”这样的词汇来形容。近年来，中日关系有所改善，但在我看来，还存在“经热科冷”的状况。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在科技合作方面还做的不够。对此，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小林诚：日中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在各领域开展多重意义上的合作是重要且必要的。欧洲各国间的合作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再自然不过的情况。我真心希望东亚地区也能形成这样良好的合作氛围。

目前，抛开政府层面上的不谈，两国在研究第一线还是有合作项目的。比如粒子领域，在位于茨城县筑波市的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KEK）的研究所里，有几百人的大规模实验团队，其中有不少都是来自中国的科研人员。每当我看到团队中的这些年轻人们，都满心骄傲，有一种培养后进人才的成就感。另外，中国的加速器建设项目也有诸多KEK的科研人员参与。

我现在正担任仁科纪念财团的理事长。该财团是为了纪念引领日本原子物理学发展的仁科芳雄博士而设立的。2013年，财团推出了仁科亚洲奖奖项，主要表彰亚洲国家里有突出贡献的优秀青年科研人员。每年都会为一名青年科研人员颁奖，并邀请获奖者赴日演讲，帮助其开展研究交流活动。迄今为止，共有6名获奖者，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年轻人。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是世界级的。

《日本新华侨报》：有的人说是出于“泡沫经济”崩溃的原因，有的人说是出于日本教育体制改革的原因，日本许多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预算都在减少。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

小林诚：单从政府公布的日本科学技术预算总额来看，近年来的投资金额基本持平，分配给各大学的预算也几乎没变。不过作为当事人，我真切感觉到政府拨给大学的预算是越来越少了。事实上，大学因缺少资金，已经出现了人才外流的情况。尤其是在看到中国等国家都在不断地增加科研预算，我就更感焦虑了。

我赶上了量子力学的好时代

《日本新华侨报》：您的恩师坂田昌一先生，曾被邀请参加1964年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座谈会，并受到过中国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说到恩师，您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小林诚：我是1963年考入名古屋大学的。在此之前就已经通过媒体对坂田老师的研究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他也颇为崇拜。报考这所大学，就是因为想进他的研究室。

坂田研究室非常自由阔达，年轻的科研人员也可以畅所欲言。不仅仅是坂田研究室有这样的氛围，整个物理学科都是浸润在这种自由平等的学术氛围中。

我在读硕士研究生时，可以毫无顾虑的跟老师、学长们长时间的探讨，那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都可以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来汲取。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做科研，是非常宝贵的经历。

《日本新华侨报》：您个人的研究课题是老师指定的还是自己选择的?

小林诚：我真正开始搞科研，是在1970年前后，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当时量子力学正处在一个变革的、逐渐清晰化的时期，所以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可以在这一领域，不分上下的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尽管没有人会指定你做什么，但大家都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

诺贝尔奖并不是科研工作者的首要目标

《日本新华侨报》：您是如何看待诺贝尔奖的？您认为日本科研工作者在21世纪持续获奖，是一种必然现象吗？凭您的经验，今后中国是否会像日本一样，陆续涌现获奖者？

小林诚：作为科研工作者，诺贝尔奖并不是我们投身科研工作的首要目标。关键是要认识到，自己是在一个可以尽情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好奇心的环境里。

近年来，日本的确涌现了很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最初是以欧美国家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传到日本并得到进一步开拓，这中间需要很长的一段年月。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说是必然现象好像也不为过。

我看到，如今的中国正在大力推助科技发展，不断完善研究设施，吸收优秀人才。一般来讲，研究只要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就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更偏向于将资金和人力都投入到容易出成果的领域，而诺贝尔奖则更倾向于颁发给那些能够开创全新领域的人。中国的科研走向与诺贝尔奖的方针似乎存在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不过我相信，中国只要持续性地为科研提供经费，研究环境与研究水平势必水涨船高，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够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辈出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