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传染，日本政府呼吁顾客集聚的一些服务行业“临时休业”。出人意料之外的是，许多酒吧的陪酒女郎也因此“躺着中枪”了。这样，反而给日本政府带来一个麻烦，那就是该不该给这些陪酒女郎发放补贴呢？说实话，当初日本政府是没有把她们纳入“补贴范围”之内的。

4月2日，为风俗业者提供支持的日本民间社团——“SWASH”向厚生劳动省提出申请，要求一视同仁地保护母亲与孩子的生存权，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到冲击和影响的风俗业者也提供援助。此举当时得到不少日本媒体的关注和支持。不过，4月3日，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会见记者的时候板着面孔拒绝了这个要求，他再次重申：本次补贴对象不包括风俗业者的决定不会更改。

早在日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事态”的几个星期前，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就号召公众避免前往“密封”、“密集”和“密切接触”的“三密”场合，而提供夜场服务的酒店、餐饮店无疑就属于这样的场合，发生集中感染的可能性较大，自然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日本进入“自肃”状态已经超过一个月，新冠疫情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也在逐渐显现。为了支援经济，特别是保护中小企业者，日本政府不断出台新政，且不论最终有多少在疫情中受损的企业最终能够拿到补贴，就听这掷地有声的发言，已经可以确定风俗业者与政府补贴无缘。

其实早在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受到疫情的冲击显现之前，日本政府就出台了补助政策，2月27日，在安倍晋三“要请”之下，日本的许多学校都进入停课状态，针对那些因照顾孩子而不能正常工作的妈妈们，日本政府计划为2月27日至6月30日期间，从事自由职业的妈妈们每日提供4100日元的财政补贴。而这些，也和风俗业者无关。

日本政府的决定，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据日媒调查，日本全国约有30万女性从事不同类型的风俗业，其中固然不乏日进斗金，做客日本电视台娱乐节目的“第一陪酒女”，但更多的是一些“弱势群体”，她们往往由三类人组成——单亲妈妈、罹患生理或心理疾病的人，以及40岁以上的女性。

真的不能怪日本人“变”，因为，在日本，风俗业是一种特别的存在。首先，风俗业在日本是一个被写进了法律的正规行业，是千行万业中的一种。1984年，日本颁布《风俗营业的规制与业务适正化等相关法》，其中写明了“风俗营业”的概念和范围，同时也约定了经营范围、处罚条件，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必须经过属地管理委员会的批准，获取执照之后，才能进行经营活动。自此，日本从法律的层面确立了风俗业的合法地位，肯定了风俗产业的发展。说的通俗点，我们眼中遮遮掩掩粉红暧昧的行业，却是拿到了日本官方的牌照，光明正大开门做生意的。

其次，正如一些日本人所说，“小小一杯酒，拉动大经济”。安倍政府迟迟不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其背后最大的顾虑就是对日本经济层面的影响。而风俗业作为日本一个成熟的产业，每年为日本的GDP做出了0.4%的贡献。创收的时候，风俗业成为值得信赖的来源之一。疫情来了，风俗业成了被一脚踢开的夜壶，未免让人感觉到提起裤子不认人的无赖。风俗业者同样纳税，同样促进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在日本国民享受社会福利的时候，甚至海外游客被日本便利的人性化的公共设施，背后都有风俗业者的贡献。

再次，许多政商界名人出入风俗业，他们借助这一特殊的场合交流信息、沟通感情，实现台面上或者台面下的各种目的。而日本“喜剧之王”志村健成为因感染新冠肺炎而去世的第一位公众人物，其后，有日本媒体将他的感染路径指向一家提供陪酒服务的俱乐部。一时之间，似乎俱乐部、妈妈桑和陪酒女成了疫情扩散的罪魁，颇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怨诽，这看起来就像是大男子主义对小女子的倾轧。

最后，如果迟迟未能得到政策的扶助，迫于生存的压力，风俗业者可能会转入地下作业。日本“硬派”杂志《周刊文春》的记者采访时了解到，由于东京疫情蔓延，银座、六本木和新宿的酒吧、俱乐部以及提供陪酒服务的饮食店，都已经变得“门前冷落车马稀”。因此，不少东京的风俗业者转移到疫情相对平缓的东北地区，继续营业。如果这些从业人员从都市转移到地方，从地上转为地下，一方面，会给政府的管理工作带来压力和负担，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病毒随着人员流动而转移扩散的可能性，在目前疫情蔓延的情况下，实非上策。

人，或许会戴着歧视的有色眼镜，但病毒不会。压倒这些“弱势群体”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是一个月的房租，一份水电账单，甚至只是几餐饭。还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似乎听到了风俗业者悲愤的呐喊，在4月7号会见记者时表示，将就风俗业的补贴问题进行可行性讨论，这让此事出现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