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也就是汉景帝的历史，会有一种平淡、乏味、无趣的感觉，与司马迁《史记》卷一到卷十里面那种跌宕起伏、矛盾丛生、化险为夷、出人意外的历史大场面相比，我甚至怀疑这还是不是司马迁的手笔？可是，考虑到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的时代，也就是汉景帝儿子的年代，司马迁又曾被汉武帝处以的“宫刑”夺去了男人的生命之根，他写汉武帝父亲——汉景帝的时候，不可能没有很多的顾虑，甚至手都会颤抖的。史学家所追求的“秉笔直书”，在这里显得异常的苍白。再看看《孝景本纪》里面，司马迁对汉景帝没有一句负面的评价，没有叙述过一件有损汉景帝光辉形象的事情，就更可以感受到敢于写当代史的司马迁在“自身生存”与“历史真实”面前，选择的是前者。毕竟，活下来才是胜利。

是狐狸，总会露出马脚的。尽管司马迁在《孝景本纪》中采用的是“歌德笔法”，但如果读一读《史记》其他一些人物的传记，就会发现司马迁把对汉景帝的批评化整为零地分散其中了。这样，在“送审”的时候，很容易逃脱“法眼”。也可以这样说，司马迁用这样的笔法成功“闯关”。至于哪些人物传记里面可以看到汉景帝的“负面”事情，我就留在后面再写了。

这里，我只写一件并非司马迁在《史记》而是班固在《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中记载的汉景帝的事情，那就是他在位的中六年（公元前１４４年）继续推行其父汉文帝在位时候的刑罚改革，明确规定了“笞刑”——打屁股的规定。在此之前，秦汉的笞刑都是笞打脊背，很容易把人活活地打死。汉景帝时，制定《箠令》，明文规定“当笞者，笞臀”，也就是规定了具体挨打的部位——只能是屁股。同时，在刑罚道具上也做出规定：“笞者，箠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在施行笞刑的过程中，要求“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对“笞刑”的数量，也是“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

其实，早在汉景帝即位的第一年，就曾经对笞刑做过改革。他认为“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当时，做了一些数量上的调整，“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越往后，减幅越低。５年以后， 汉景帝觉得这种刑罚改革还有问题，“犹尚不全”，有的挨打的人，“或至死而笞未毕”，因此首先从指导思想上进行调整，规定“笞者，所以教也”，也就是说施行笞刑，目的是为了进行教育，而不是要把人打死。

正因为这样，汉景帝的刑罚改革，给中国封建社会的打屁股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从此以后，“笞者得全”，屁股遭受笞打后也能够活下来了。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2020年4月17日写于日本东京“丰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