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读了一页，我的手就有些颤抖，同时呼吸开始急促起来。这一页上写着：秦昭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大将白起攻打韩国、魏国，“斩首二十四万”；秦昭王三十四年（公元前273年），白起再次攻打魏国，“斩首十三万”；同年，在与赵国将领作战的时候，“沈其足二万人于河中”；秦昭王四十三（公元前264年）年，白起攻打韩国，“斩首五万”。

我迟迟不想把这一页翻过去，那是因为我害怕看下一页。我知道，在下一页上书写着秦昭王四十六年（公元前263年），秦将白起在与赵国进行的长平大战中，“四十余万尽杀之。”我做着简单的加法，在这四个年头，叱咤风云的秦国大将白起率军在战场上杀了“敌军”84万人！史学家指出，当时中原各国的人口总和是在300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仅仅一个白起，在战争中就屠杀了当时总人口的1/30！

我知道，有人会说，这是秦王统一中国战争中必不可少的生命付出。但是，我依然觉得这个代价过于巨大、过于沉重。不管它是多么崇高的目标，都不能无视这84万个鲜活的生命！当然，我也对这样的数字抱有疑问，因为它没有办法告诉我科学的依据来自何处。

就是这样一位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被称为“战国时期四大名将”之一的白起，最后却落得不得不自杀的结局。有人会因此同情白起，有人会以此指责秦王的冷酷，我却觉得白起犯了政治上的最大忌讳——功高震主。他敢于直接提出与秦王不同的战略；他敢于面对秦国的失败大声说出这是因为“秦不听臣计”；他敢于称病拒绝领军上战场；他不死，谁死？司马迁说白起“死而非其罪”，只能说明司马迁的政治站位是有问题的。

再看王翦，同样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辅佐秦始皇开疆拓土、统一六国以后，他同样有过与秦始皇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同样有过称病不起的时候，但他努力不让秦始皇产生疑心，在不得不重新率军出征的时候，他向秦始皇要房子、要地，说是为了子孙，搞得秦始皇“大笑”，认为他没有格局。秦始皇亲自到灞上为他送行，他却在率军出关的时候五次派使者向秦始皇要房、要地，“请为子孙业耳。”对于这样一个儿女情长、贪图小利的将领，秦始皇自然不再怀疑。结果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最多，名施于后世”，王翦晚年也落得一个寿终正寝的结局。

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王翦也像白起一样，坚持己见，持续装病，拒绝领衔应战；如果王翦也像白起一样，私下“妄议”秦始皇，破坏秦始皇的“核心”形象与影响，他或许比白起死得还惨。如何让自己的政治生涯完满收官，是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的。（2020年5月1日写于日本东京“丰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