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司马迁的《史记》，心中时常会感到抑郁。用最朴素的话讲，就是看到“好人不得好报”的时候，内心总不会清静爽亮的。但是，读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冯唐列传》，犹如一袭春风荡去雾霾，内心中好似重见一碧如洗的天空。

司马迁在这卷里面写了两位“直臣”。张释之，是汉文帝在位时候的“廷尉”，也就是最高执法官了。他自身守法不阿，敢于犯颜直谏。冯唐则是郎中署长，虽不是法官，却也是性情中人，敢于慷慨进言。

值得注意的是，张释之的犯颜直谏集中表现在“法”字上。在“朕即国家”的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皇帝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立法”行为，但很少有“守法”的自觉意识。因为法是因为他而可以随时改变或者变通的。但是，张释之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典型案例之一是：有一天，汉文帝出巡，“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结果当然是被警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捕起来，并交给张释之主管的廷尉部门处理。出人意料的是，张释之最后只对这个惊吓了皇帝的人给予罚款的处理。汉文帝十分不满地问张释之为何如此轻判，张释之表示这是按照大汉律法而做出的判决，“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过了一会儿，汉文帝才表示认可，但估计心中有一万匹草泥马在奔腾。

典型案例之二，有人偷盗汉高祖庙神座前的玉环被抓了现行，汉文帝又交给廷尉衙门处罚。结果，偷盗者只被判处死刑。汉文帝仍然觉得判得太轻，认为应该满门抄斩。这个时候，张释之虽然做出了“免冠顿首谢罪”的动作，但仍然犯颜直谏地说，“法如是足也”。搞得最后汉文帝与薄太后进行商量，只能“乃许廷尉”。

这样看来，用法律来规范皇帝的行为意识，才是张释之与历史上其他“犯颜直谏”人不同的最大看点。

当年，我在背诵大宋玩主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时，记住了其中一句——“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如今，读司马迁笔下的冯唐时，先是痛感作为侍奉在汉文帝身旁的中郎署长冯唐的直率。当汉文帝表示自己如果有廉颇和李牧这样的名将，也就不会再惧怕匈奴时，冯唐非常不识相地说，“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气得汉文帝大发雷霆，起身回宫。过了很长时间，汉文帝才把冯唐重新召回身边，说“你那不是对我的当众侮辱嘛。”冯唐老老实实地谢罪说，“我这个人不知道避讳。”

当汉文帝应对匈奴的时候，冯唐直接指出他在任用和使用官员上的问题点是“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说出这些以后，冯唐连用两个“死罪，死罪”来掩饰自己的冒失。结果是汉文帝让冯唐拿着汉节去赦免受罚的官员。

当司马迁在称赞“直臣”的时候，我想说：如果没有“直臣”生存的政治生态，“直臣”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在这个时候，不应忽视“从谏如流”的汉文帝。（2020年5月29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