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写的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传承史，真的是恣意笔墨，一写就是绵延近千年。其中故事的高频词，在“色”和“酒”上，有关“通其夫人”、“淫于妇人”、“好内，多内宠”的记述比比皆是，读起来颇似“八卦史”。仔细想一想，“色”事与“酒”事，虽然上不了台面，但何尝不是影响甚至左右着历史进程的重大元素呢！当然，我这里还想说，在整部《史记》中，司马迁对宫闱秽事的确是着墨不少，我甚至怀疑他在这方面也有特殊的爱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研究者指出过这一点。这也算是我读《史记》的一大发现吧。

本卷中最值得关注的人物应该是齐桓公。他的王位是与兄弟——公子纠在血腥争夺中得来的。一般来说，不惜生命争夺而来的王位，得手者都会倍加珍惜，在政权乃至国家建设上都会尽心尽力，其间也会不断精心地 “秀”出来一些“美德”，其意是要稀释和淡化往日争权的血腥味道以及痕迹。

从表面上，齐桓公即位之后，并没有像原来发誓要报“一箭之仇”那样，千方百计地结束曾经帮助公子纠射杀他的管仲，而是任命管仲担任作为“班长”的相国，率领群臣与君主配合，九合诸侯，打造出一个名垂青史的“东方强国”。许多后世学人因此称赞齐桓公的“博大胸怀”，我则以为这是齐桓公在利弊比较之后作出的明智选择。一己之利与一国之利相比，孰大孰小，是任何没有脑障的人都可以判断出来的。

但是，“仇恨”这种东西很奇怪，一旦在心中深深地埋下，就无法轻易释然；越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弃置深埋以后，越是有一天会以一种方式爆发出来的。齐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管仲患病，桓公问他：“群臣中谁可以继你之后成为相国？”管仲别有用意地说：“知臣莫如君。”桓公问：“易牙如何？”管仲回答：“那是一个敢于杀掉自己的孩子来讨好君主的人，不合人情，不行。”桓公接着问：“开方如何？”管仲回答：“那是一个敢于背弃亲人来讨好君主的人，不合人情，难以亲近的。”桓公再问：“竖刁如何？”管仲回答：“那是一个敢于自己阉割自己生命之根来讨好君主的人，不合人情，难以亲爱的。”齐桓公虽然当时没有说什么，但也没有听管仲的话。在管仲死后，齐桓公重用了这三个人，但这三个人最后都表现出跋扈专权。齐桓公之所以不听管仲的话，应该是内心积郁、压抑的那份仇恨还在，最后是用“不听话”的形式爆发出来。

齐桓公的问题点在于他创造的事业没有可持续性。公元前643年，齐桓公重病，他的5个儿子传承了老爸争夺王位的DNA，“各树党争位”，以至齐桓公病死后，儿子们互相攻打对方，无人为老爸下棺入殓，齐桓公尸体在床上整整放了67天，尸虫都从窗户爬到室外。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报应吧。（2020年6月28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