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40年疾步稳进，40年长足发展。东瀛日本，热眼往深圳，正如2020年5月日本《东洋经济》周刊所指出，“现在，日本政府官员、企业经营者和管理层人员参观深圳已经成为一股热潮。他们大多的感受是“深圳真了不起，日本如果不能够迅速起身直追的话……”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些人感叹，“日本是无法复制深圳的，深圳的创新也是最难复制的。”

根据日本外务省2019年发布的《海外在留邦人数调查统计》，在深圳的日本侨民为5331人。而日本帝国数据银行2020年2月17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指出，中国广东省内有2036家日本企业，仅次于中国的江苏省。另外，深圳日本商工会在网站主页公布的会员数量为401家企业。虽然这些不同来源的数据有所出入，但无疑都指向一个方向，即中国的深圳市是一片日本企业青睐的热土。

日本精工爱普生株式会社董事长碓井稔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在爱普生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那个时候，我们到中国深圳开办公司，中国成为我们精工爱普生的产品生产基地。如今，深圳走过了40年的道路，已经站在机器人等高端技术、产品开发的最前沿。现在，世界离不开中国，我们也离不开中国，深圳的生产工厂，已经成为我们精工爱普生依托的母工厂。”他还告诉记者，“我也曾回深圳看过。当年爱普生技术（深圳）有限公司的周边是一副田园景象，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城市的中心地带，与开发基地相邻，中国腾讯公司的总部也在附近。可以说，深圳如今就是全球的第二个硅谷，是IT技术产业最为集中的地方。我内心里对深圳是赞叹的。”

日本大阪成蹊大学教授平富贺一2019年9月曾到深圳进行调研，他在当年11月形成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在深圳流行着‘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样一句话。深圳正是凭此从全国聚集了梦想者和创业者。”“过去，人们提起深圳的华强北，就会把它称为是‘中国的秋叶原’，暗含指那里是‘复制’中心。近年来，那里已成为最先端ICT技术产品的开发据点和新技术创新实践的场所。”他在调查报告中还指出，“深圳的特点是不仅仅在发明、开发新技术上面下功夫，更在启蒙、普及、活用这些新技术上面花气力，让这种新技术迅速出现‘网络效果’。”他进而指出，“相比之下，如今在日本出现的问题是，尽管有的新技术已经发明或者开发出来了，有的是因为资金力和制造力等方面的原因而无法投入生产，有的是因为同行业的竞争、现行法规的阻碍、既得利益团体的影响而不能运用到现实社会。”

日本著名IT产业记者田中克2019年岁末在深圳采访后非常感慨地说，“深圳能够发展到今天，原因之一是它被指定为经济特区，原因之二是因为它邻近香港。深圳不仅学习消化了香港的许多生产流程，更让香港许多新的技术设想在深圳的工厂得以实现。”他还说，“现在，深圳新产品的开发时间是日本新产品开发时间的一半，深圳新产品的生产成本是日本新产品成本的十分之一。离开深圳的时候，我就这样想：过去，日本在AI等先端技术方面都是依赖美国的。今后，中国应该也成为日本的选择对象之一。”

2018年2月日本《现代周刊》杂志发表文章，归纳了作为“未来都市”的深圳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几大特点：一是深圳的华强北原本是照着东京的秋叶原打造的，如今规模是秋叶原的30倍；二是有梦想有远景，员工奖金是一辆奔驰；三是所有人都是创业者；四是整个地区都实现了无现金支付。

2020年8月25日，日本城西国际大学大学院教授铃木崇弘采访了在深圳活跃的日本企业家、技知港贸易有限公司的CEO铃木阳介，了解后疫情时代的深圳现状。“深圳不仅拥有很多制造业，还有大疆无人机、电动汽车BYD、5G技术的领军企业华为、微信的母公司腾讯等一大批最新最强的企业，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非常强势。最近还有教育用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技术等的龙头企业。”

深圳发展之快、之好，让日本极有危机感。2020年8月5日，JBpress网站发表题为《日本的停滞，是否因为在计划与推进上过于拘泥》的文章，指出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要依靠“样本城市”的建设，比如中国的深圳，1979年还只是一个提供单纯劳动力的地方，现在成为硬件的圣地、中国的硅谷，今后的世界，将会出现多个如同深圳一样的样本城市，相比之下，日本动作迟缓，而且容易陷入过于拘泥的陷阱，总是强调持续性的价值创造，在改善产品上也走长期计划路线，完全没有意识到，在像中国深圳这样的地方，已经不断涌现新的价值创造者。日本如果再这样下去，就不是失去的20年、40年的问题，恐怕要失去一个世纪。

2020年5月，《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都报道了深圳市易联技术公司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时期向日本捐赠57个口罩的事情，并称这些口罩已经发放给兵库县等11个地方政府以及20多个企业、大学、团体等。日本媒体因此称深圳的企业是“国际社会中怀有报恩之心”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