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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政治献金的国际派政治家
——访日本众议院议员落合贵之
作者:张桐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  发布时间:9/24/2020 12:13:55 PM
 

政治献金,是民主政治中的常态化现象,虽然外部企业、团体的无偿提供,是不需要给予任何形式的利益回报的,然而日本媒体谴责灰色政治献金弥漫政坛的评论却时有见报。

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立宪民主党籍众议院议员落合贵之决意破除积弊,成为一名拒绝政治献金的政治家。

1979年出生的他,是日本政坛的少壮派,从大学时代就启动了“俯瞰地球仪”的计划,足迹遍布30多个国家。2020年8月末,《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与《日本新华侨报》联袂走进落合议员位于世田谷区的事务所,对他进行了专访。

 

站在国民的角度审视问题

张桐:您是日本国会里,为数不多的勇于拒绝企业与团体政治献金的议员,这是一个需要很大魄力的决断。这种做法不会对您的选举不利吗?这种“牺牲”,真的能够唤起其他议员的追随吗?

落合贵之:说实话,这对选举有不利的一面。了解日本选举体制的都能看出,对于候选人来说,宣传非常重要,要争取哪怕多一个人知道自己的名字。而宣传,就需要费用,无论是网络宣传、海报宣传、传单宣传,还是选举车宣传。政治资金越充足的人,当选的比例就越高。

尽管政治献金是合法行为,但毕竟拿人家的手短,一旦企业要求回报,就有可能被迫“行个方便”。所以,哪怕是对自己的选举不利,我也想做一个对得起国民信赖的政治家,站在国民的角度审视问题。事实上,没有哪位国民愿意看到政治家从企业或团体拿钱。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不接受企业的政治献金,也是可以搞选举的,为更多议员提供一个样本,一个参选不花钱的样本。比如你可以努力发动地域上的人们共同参与,帮忙发放传单等,如果能做到人人愿意参与,那才是民主社会应有的样子。

我期待能够有更多的议员加入拒绝政治献金的行列。尽管,这实际做起来并不容易。

 

 

年轻人不参政议政的根源在于教育的“落后”

张桐:日本年轻人与政治渐行渐远,屡屡刷新最低投票率,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选举,日本已经将投票年龄的下限从20岁调至18岁,网络投票也在逐步推行中。而2001年,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您,就参考前一年在冲绳举办的八国集团峰会,成功地策划举办了学生版G8 Summit。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促使日本年轻人对政治选举表现出不想、不愿、不知道的态度。您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在学生时代就关心政治、参与政治?

落合贵之:日本的选举制度建立于100多年前,从1946年以后,凡是20岁以上的男女,都有投票权。自2016年6月开始,18岁以上就拥有选举权。

像这样好的选举制度,是经过一系列的建设与完善的,是民主社会的优势。这种优势如果没有人参与、没有人维系,就失去了良好的性能。遗憾的是,目前日本20岁到30岁的群体,参与投票的只有2成多,30岁到40岁的群体,参与投票的只有3成多。

造成这种不积极的根源,我认为在于教育模式的“落后”。日本人被教育要听命于强者,服从于长者,将老师或上司说的话照单全收,一一记下,对政治家、对比自己年岁大、地位高的人阐述观点,提反对意见,在教育上被视为是失礼的、不得体的行为。

虽然男女平权的投票制度在75年前就已经完善,但教育方式还沿用的是民主社会实现前的模式,这是日本年轻人无法积极参与政治的根源所在,觉得“不是自己该说话”的场合。

这种社会文化和教育模式还导致一个现象,就是创新、创业者偏少,稍有人做出一些突出的举动,便会遭到冷遇与嘲讽,被认为是“异类”。

外界常说,日本人崇尚集体主义精神,这也的确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定优势,但如果能适度地加入个人主义,相信对社会发展来说,益处更多。

在我读书期间,国际形势风起云涌,包括柏林墙被推翻、苏联解体、冷战终结等等,日本国内也发生了政权交替,这些都让我对政治的世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老师在前面讲课,我甚至悄悄地在下面看起了政治家的传记。

在细川护熙首相执政时期,我还给他的顾问——田中秀征议员写过信,并收到了回信。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也促使我下定决心,进军政坛。

因为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在成为政治家以后,我也会努力增进与年轻人交流的机会,并相信这会对他们关心政治、参与政治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有生之年,看遍整个世界

张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您也是一个“异类”。日本观光厅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的出国游人数逐年减少,日本年轻人普遍不愿出国留学或旅游。而您到目前为止,已经去过30多个国家游历。原动力是什么?丰富的游历经验,对于政治家生涯有哪些帮助?

落合贵之:说到年轻人外出游历,闯荡世界,中国人更勇于开拓,在大航海时代之前,足迹就远到马达加斯加。

至于我自己,大学时代就下定决心,在有生之年,要看遍整个世界。我不满足于书本上的东西,一定要亲眼看到,实际感受那种氛围,与当地人坐到一起吃饭喝酒才好,也只有那样,我才可以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有自己的理解与看法。

我先是走遍了日本47个都道府县,之后又按照计划,一年至少去五个国家。那个时候的我,一有时间就打工,积累资金,然后背起行囊到处穷游,住宿也选最便宜的那种,一晚上500日元的地方。

现如今,虽然通过Google Earth就能看到各国、各地的风景,动动鼠标就能领略到金字塔的壮大。但我还是希望年轻人能拿出时间,努力攒钱,多到外面的世界去走走,对于他们的人生一定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作为政治家,必须要懂得站在他国、他人的角度看问题,思考问题,了解并尊重他国的文化,其实这不仅对于政治家很重要,对于商务人士也是一样。

我去过了中国很多城市,但2007年的上海之旅给了我不小的冲击,上海已经被建设、开发成为一个未来都市,磁悬浮列车也已经开通运营,当时全球可能只有中国做到了。我当时就预测,要不了两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日本。果然,2010年中国GDP首超日本。

远亲不如近邻。日本是夹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国家,但同时也能起到与两国联手,或为两国做枢纽的作用。通过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可以看出,日中之间的各类资源共享、医疗合作非常重要。

如今,一年的时间,就有几亿人通过飞机完成了大移动,病毒也是一样,传播起来没有国境。所以,今后已不再是人类与人类抗争的时代,而是人类与病毒抗争,病毒才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敌人。

 

政治与经济都要跟上全球化才行

张桐:作为一名放眼看世界的国际化政治家,您未来最想完成的课题有哪些?

落合贵之:有两大课题,即是我个人的课题,也是世界的课题。第一,政治要能够对应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这次的疫情也可以看出,包括WHO在内的国际组织和机构没能发挥出应有的重要作用,今后联合国需要建立一个能协调各国利害关系,中立的机构,建立起一个全球性的规则。

第二,全球化企业的海外税收需要重新考量。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资本和劳动力能够更加自由地从高税收国家流入低税收国家。而现有的税收制度,沿用的是50多年前的。希望在未来,能够看到全球化企业或者像网络公司那样没有固定据点的企业,将税收作为预算分摊的一部分,直接缴纳到联合国。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要能跟上全球化的现实,设立一个中长期计划才行。只有不断精进,不断变革,才能获得长久的、通达的发展,才能避免在未来直面更大的危机。(摄影:本报记者 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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