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政治人物的健康、死亡相关信息，一直是媒体误报的重灾区。晚晴重臣李鸿章于1901年11月7日去世，而在他去世前9个月的1901年2月1日，《朝日新闻》就误报“李鸿章于1月30日去世”，这段历史不广为人知。

《朝日新闻》的报道指出：“三十日午后八时五十八分驻天津记者发，李鸿章本日午前九时逝去。”当日的《东京朝日新闻》还大篇幅刊发了《李鸿章伯爵之讣告》，讣告介绍了李鸿章的生平，并配有李鸿章的大幅画像。在讣告的第一段，《东京朝日新闻》介绍了新闻背景：“李鸿章伯爵病死的电报如上面栏目刊载，根据三十日晚间八时五十八分驻天津记者给本社发的电报，李伯爵三十日午前九时去世。”

一般来说，重要政治人物去世后，官方会正式发布信息。但《东京朝日新闻》报道李鸿章于1月30日去世后，不但没有正式的官方信息发布，甚至有消息指出李鸿章将出席外事活动，很显然《东京朝日新闻》关于李鸿章死讯的报道为误报。于是《东京朝日新闻》就开始对李鸿章去世的报道进行纠正。这种纠正又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报纸仅发布“北京最近消息”，指出李鸿章死讯“怀疑出自讹传”，并未明确为“误报”。在第二阶段，《东京朝日新闻》于2月6日刊发“关于李鸿章伯爵痊愈”，解释了之前李鸿章去世的报道的决策过程，明确为误报，并进行了道歉：“本社为自己的疏漏深感惭愧”。

这个时期的国际报道，很大程度上受落后的通讯技术的制约。加之局势的扑朔迷离和主观偏见，《朝日新闻》在误报李鸿章死讯之前，就屡次踩到误报的红线。《朝日新闻》早期国际报道的发稿方式大体有两种：一种是稿件邮寄，一种是电报发稿。当时《朝日新闻》可使用的有线电信线路主要有两条：（1）大阪-长崎-（海底）-对马-（海底）-釜山-京城-仁川；（2）大阪-长崎-对马-上海-芝罘-天津-北京-山海关-义州-京城-仁川。据《朝日新闻社史》记载，第一条线路中，当时朝鲜境内的线路受中国清朝管辖，经常出现“原因不明”的延迟和断线；第二条线路绝大部分都在朝鲜和中国境内，因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原因，经常出现线路不通的情况，通讯技术的掣肘是造成误报的原因之一。

冒险的“新闻抢跑”导致误报。重要人物去世的相关消息是新闻误报的重灾区。重要历史人物的去世，官方都会发布消息。但媒体通常不甘于在官方公布消息后再进行报道，而往往选择“新闻抢跑”。在政治人物健康状况不佳时，通过收集观察其公开露面情况、蹲守医院、甚至小道消息等方式，进行综合判断。在《朝日新闻》误报“李鸿章去世”事件中，在收到“天津特电”时，因没有正式官方消息，也没有驻北京记者的消息，编辑对李鸿章逝世的消息可信度“多少感到疑虑”。但当时，日本各界高度关注李鸿章的动向，他曾赴日谈判，并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在中国获得的巨大利益，往往与“李鸿章”三个字有关联，人们对李鸿章相关信息高度关注，《朝日新闻》还是选择了冒险。

在“后真相”时代，虚假新闻、谣言传播等新闻伦理问题受到新闻传播学界高度关注。一百多年前日本媒体关于李鸿章死讯的此次误报事件，对当下新闻传播依然有警示意义。 （本文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