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随笔中多次指出班固在《汉书》中“抄袭”司马迁《史记》的事情。但是，我也希望人们并不要因为班固有“抄袭”行为，就把他看得一无是处，以为他不过是一位“文抄公”，强项只是“洗稿子”。事实上，班固虽然在许多“史实”上毫不吝啬地“抄袭”司马迁笔下的内容，但在许多“史论”上则与司马迁不完全相同。因此，如果完全用今天的“做学问”的要求来衡量并评价班固的话，就会出现“一叶障目”的效果。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爰盎和晁错在一个传记里面。在班固的《汉书》里面，这两个人也在一个传记里面。看起来形式相同，但在评价上、也就是在“史论”则是有所不同的。

《史记》与《汉书》都记载了在朝廷上爰盎与晁错相互绝情对掐、势不两立的情境。爰“盎素不好晁错，错所居坐，盎辄避；盎所居坐，错亦避；两人未尝同堂语。”只要我们打开脑洞想一想这幅画面，就会想到“水火不相容”这句短语。政见不同，至于如此？但是，封建社会官场上的这种情景，常常来自皇帝的默许甚至是精心的安排，因为这是皇帝的“驾驭术”之一。

《史记》记述晁错，主要记其与爰盎等大臣相互馋杀的前前后后，我觉得这与司马迁的个人经历有关，因为他就是遭人谗言而落难的。所以，他心中永远有这样解不开的深深心结，也就特别喜欢搜集、记述“与人斗”的事情。而班固则属于“建制派”知识分子，更希望通过自己史书记载的内容，给以皇帝为核心的政治中枢集团一些有益启示。这样，班固喜欢在传记中大段大段地引用臣下的上疏以及策对，今天看起来好像是在有意增加字数要多多赚取稿费一样。但这种做法，可以让我们看到相对“原汁原味”的当时的“理论建设”，更看到一些人物的真实思路、思维、思想。这些，可能正是班固超过、超越司马迁的地方。我们在进行“班马论”的时候，不应该忽视这一点。

晁错因为提出并推动实施了“削藩”，最后落得穿着官服被斩于东市的悲惨结局。对此，司马迁认为晁错是“擅权，多所变更”，班固则称赞晁错是“锐于为国远虑”。对此，我是站在司马迁一边的。因为晁错这样做，正如他父亲所说的，是在“疏人骨肉”，是在分裂、破坏皇帝的家族。尽管皇帝家族可以有重重的矛盾，对权力中心可以有重重的冲击，但是他们只能够允许有来自内部的内讧，而不能允许有来自外部的染指。晁错恰恰触犯了皇帝家族的最大忌讳。他不死谁死？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班固过于“忽悠”了，有今天的“键盘大侠”之嫌，让别人冲锋在前，自己在后面暗自偷笑。他要是知道自己最后也是在黑暗阴湿的牢狱中结束生涯，我猜想他就不这样写的。（2020年8月26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