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都回到东京，途中只有部分区域积着雪，显示在冬季。冬至这天，关东地区，气温偏寒，而日丽天蓝，本以为这个冬至，除了日短夜长，并无大异样。下午四点，三弟打来微信电话，语气急促而慌张地说，“妈妈走了”。我问，“谁的妈妈？”弟弟说，“我们的妈妈。”我反复确定后，心底真的一下子到了冬至。

三弟说，昨天妈妈还在菜地干活，上午也好好的，下午发现在家去世了，没有任何先兆，也无痛苦表情。似乎印证了二弟的预测。

妈妈叫任美鹅，1936年10月28日生人，今年84岁，眼不花，耳不聋，手脚麻利，无痼疾，头发依旧发黑，仅牙齿掉了几颗，自己坚持不做假牙，整天乐于收拾庭院和自己的小菜园，自己的生活自己打理。

这些年，我每年都回老家看望妈妈，去年见到妈妈，妈妈便说明天是你的生日。由于生日按阴历记，我多忘却，而妈妈总是记得清楚，于是妈妈和春林老师、国权、汪森、陈总、三弟等亲友，为我在望江过了难忘的生日聚会。本打算2020年回老家为妈妈过生日，因疫情阻隔，未能实现，未料再也无法实现。二弟倒是提醒过，说鼠年是妈妈的本命年，碰上本命月，这个坎，可能很难。姐姐曾说，高寿而没有痛苦的突然离去，叫往生，是修行的善果。仔细想来，妈妈一辈子似乎在修行，与天下母亲一样，以坚忍，行善，不给人添麻烦为原则践行人生，闪耀着母爱的光辉。

 
2019年妈妈在望江为我庆生

妈妈生于乱世，她的父亲任蜚声是中央大学学地质的，忙于学业和修滇缅公路之类，根本不在家乡，妈妈记得1948年见过一面，从此音信全无。或许妈妈缺少父爱，于是更加爱自己的孩子。

记得小时候，三弟体弱多病，虫牙口臭很厉害，妈妈打定主意要带他到太慈卫生院治疗，当年从青草湖到几十里外的太慈，翻山越岭，一步步在坑坑洼洼的土路或石子路上，从早走到晚，是非常艰难的事，妈妈竟然带着三弟到太慈拔掉了虫牙。其哮喘病，更加麻烦，屋外就能闻见三弟的喘鸣声，几年来妈妈东奔西走，用尽了一切土法和洋法，虽然最后是我上大学后才给他治愈的，但妈妈为孩子操劳的情景，令人感动。

文革期间，农村生活越来越苦，由于自己不能支配时间，人们效率很低。妈妈白天在生产队干农活，有时发生低血糖晕厥，晚上还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纺线，因为一家人要穿衣穿鞋，而上下穿着始于纺线。

我亲自经历了1970年前后两次决堤，水淹青草湖开垦区。水退复耕，慢慢又产粮，那年月米饭始终是贵重的食料，所以家家都是配瓜菜杂粮以节省米。生活窘迫的青草湖竟然不是最差的，经常还有外地人上门讨饭，有的声明要米，妈妈总是毫不犹豫给予一小瓢。孩子们多有不理解，本身不富裕，还这么慷概。妈妈总说，“人要行善积德。”

生活环境不好，公平性很差，人的火气就大，当时生产队里，村南村北，地东地西，吵架是司空见惯的事，而妈妈始终与人为善，从不与别人吵架，不过与父亲时有口角。

与父亲吵架，多因对待孩子问题上产生的分歧。我小时候属于调皮捣蛋，惹是生非的那种，有一回，爸爸气急了，把我抛到几米外的草堆上，虽然一点不疼，但妈妈不依不挠，与爸爸吵了半个月，直到彼此嗓子嘶哑，弄得爸爸从此不愿打我。

妈妈总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四弟是父母的收官之作，四弟出生时父亲到安庆出差未归，我正在读小学，而姐姐在老家汪家堰生活。1973年12月17日晚，妈妈叫我把剪子放在锅里煮，并吩咐说到时候请包犬妈妈来接生。后来说不用影响人家休息了，事后才知道妈妈自己把四弟的脐带处理了。几天后，爸爸回来了，写了份购物申请叫我找大队杨碧华书记，杨书记欣然写上同意，我便拿着杨书记的批文，飞跑到青草湖大队小卖部，买了一斤红糖和10个鸡蛋。

邓小平主政之后，生活逐渐改善，妈妈就没有再发生过低血糖晕厥，也逐渐放弃了纺线和纳鞋底。1984年我大学毕业之后，父母从青草湖迁回汪家堰，过上平安的生活，三位女儿和四个儿子长大后，逐渐远离父母成家立业，只有三弟留在他们身边，因此三弟的儿子翰英，是母亲亲自带大的一位孙子。今年11月，翰英研究生毕业，并找到理想的工作，便带着未婚妻同学看奶奶，老人喜不胜收。

也许是老人心愿达到了，也许是修行期满，妈妈在冬至突然悄悄的走了，符合她不给任何人添麻烦的个性。明知生长壮老已是自然规律，但我心底依然空空。

不知道有没有来世，也不知道转世需要什么手续，但只要有可能，恳请来世还做我们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