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雏人形里可以看出随同御姬出嫁的还有三人官女、五人乐队、两人随臣和三人仕丁，这些人手中各持不同的物品，每件物品都具有不同的作用和意义。这些雏人形各自手中持有的物品会不会成为寻找历史真实的“物证”？

比方说三人官女她们三个人每人手中各持有一件物品，这三件物品被称为手中“三宝”。在十六世纪之前，京都雏人形里的手持“三宝”分别是“水瓶”“长柄香炉”和“药箱”，象征这三人官女手持“三宝”以确保御姬的生活与健康。

可是到了十六世纪以后的江户时代，三人官女手中的“三宝”就发生了变化。在江户雏人形里的“三宝”从“水瓶”变成了热酒用“酒铫”，“长柄香炉”就变成了倒酒用的“长柄酒盏”，“药箱”就变成了放酒杯用的“酒几”。

随着三人官女手中“三宝”由水瓶、香炉、药箱变成酒铫、酒盏、酒几之后，三人官女的作用也从确保御姬生活与健康的官女变成了婚宴上为来宾们斟酒助兴的女服务员了。可是到底哪个“三宝”是历史真实呢？只有找到证据才能证明历史真实。

虽然日本没有公元八世纪之前的文字历史记录，但在公元756年日本圣武天皇驾崩之后，圣武天皇的光明皇后在举行了圣武上皇四十九忌日的法会之后把皇宫中保存的历代皇室文物全部捐献给佛门保存。这些八世纪之前的历代皇室文物是不是可以成为历史的“物证”？

照片说明：“正仓院”（摘自《宫内厅》资料）

光明皇后将这些历代皇室文物的一部分捐献给了法隆寺，大部分历代皇室文物和遗存药材分五次捐献给了东大寺永久保存。东大寺为此修建了“正仓”用以保存这些历代皇室文物和当时东大寺用于此次庆典的佛教用品。以后这里被称为“正仓院”。

但是这些历代皇室文物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遣唐使和留学僧从大唐和西域收集来贡献给圣武天皇的个人“遗爱品”， 但这种观点又很难解释清楚这些圣武天皇的个人“遗爱品”是如何在一代天皇的时期内，如何从大唐和西域“横向收集”而来的。

想一想日本的遣唐使怎么可能从大唐和西域收集到如此众多的皇室历史文物呢？日本随遣唐使向中国派遣“留学僧”，这些留学僧可以在中国的寺庙里免费吃住、免费学习、免费云游天下。但这些留学僧如何到处收购古董再运回日本如数上交给圣武天皇的呢？

显然遣唐使和留学僧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说这些“宝物”只可能是历代皇室“纵向遗留”的历史文物。但是为什么一直普遍认为这些宝物是圣武天皇的个人“遗爱品”呢？是不是因为日本与外界的交流历史是从遣隋使和遣唐使开始的认知限制了后人的想象力？

如果认为这些“宝物”是历代皇室纵向遗留的“历史文物”，通过考察就会发现日本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历史可以从遣唐使向前推进到公元前103年弥生时代的“渡来人”，甚至可以从八世纪日本的战国时代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国的战国时代。

在圣武天皇的时代虽天灾不断但天下依然太平，圣武天皇积极派遣遣唐使和留学僧去大唐学习。后来圣武天皇又一心向佛，禅让了皇位还捐建了寺庙，驾崩之后光明皇后把历代皇室文物全部捐献给寺庙保存。这一定是皇室危机就要到来的预感促使了他们的行动。

因为此时突然出现在日本的藤原氏已经插足大和皇室，此后的“藤原之乱”以及持续了八个世纪的日本“战国时代”和持续了两个世纪的“江户幕府”都使大和皇室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直到一千年后的明治维新推翻了江户幕府才结束了这场动乱。

明治维新之后，法隆寺又把光明皇后捐献的历代皇室文物归还给了宫内厅。东大寺也鉴于正仓院宝物的珍贵决定将正仓院和宝物从东大寺分离出来全部移交给宫内厅所有和管理。历代皇室文物的完璧归赵也印证了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的预感和果断。

照片说明：“法隆寺宝物館”（摘自東京国立博物館网页）

近日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法隆寺宝物馆”以及各地的“正仓院展”上与这些历代皇室文物再度相见。宫内厅与奈良国立博物馆每年都共同举办一次“正仓院展”，每次展出60多件不同的展品，全部展品每十年轮回展览一次，2020年已经举办了72回。

从这些展览中我们能不能找到与雏人形相关的历史真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