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去安徽省六安市皖西学院访问，顺便问过当地人，是否知道高一涵，多数人竟然回答不晓得，便觉得对他的宣传不够。新文化运动健将，安徽籍有三人，除大家熟知的陈独秀和胡适之外，还有高一涵。章士钊回忆说:当时，高、李（大钊）齐名，海内号甲寅派。

民国前后的人，时兴用笔名，笔名出名后，就干脆把笔名当真名，高一涵与陈独秀一样，都是笔名，不过都保留了姓，这一点与鲁迅（周树人）不同，共同的都是留日学人。

高一涵（1885～1968年）的学籍名叫高永浩，安徽六安人，从小读私塾，1905年废科举之后，便到省府安庆，就读安徽高等学堂（安徽大学前身），1910毕业，翌年，高一涵自费赴日留学，在明治大学攻读政法，于1916年获得大学文凭，成为系统接受西方政治学说的几位学者之一。

受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和提携，高一涵在日就读期间，写大量的评论文章投稿，一吐为快还能获得稿费，越干越起劲，高一涵亦先后参与《苏报》、《民立报》、《独立周报》等的编辑工作，人脉越来越广。讨袁 “二次革命”失败后，1913年，名流章士钊再次流亡日本，1914年，章士钊与陈独秀等在东京创办《甲寅》月刊，后来，高一涵与李大钊成为《甲寅》的得力编辑和撰稿人，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文章，甲寅派作家由此形成。

1915年2月11日，为反对日本侵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和袁世凯称帝，留日学人在神田青年会馆，发起成立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中国留日同学总会前身），高一涵与李大钊负责主办总会会报《民彝》。

1915年，陈独秀回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鼓吹科学与民主。1916年春李大钊辍学回到北京，高一涵拿到毕业证后启程回国，初夏时节，与李大钊汇合，一起受聘办《晨报》。1917年初《甲寅》在北京创刊，章士钊自任主编，李大钊和高一涵又与章士钊继续合作。1917年1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随陈独秀入京，这帮东京的华人文友又汇聚在北京。由于李大钊时政文章太尖锐，《甲寅》不得不停刊，于是这批人尽被陈独秀网罗到《新青年》和北大，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钱玄同、沈尹默、周氏兄弟等一批留日学人加上留美的胡适，以《新青年》为阵地，开启了新文化运动。前后九卷的《新青年》，高一涵发表了28篇，其中，有脍炙人口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一九一七豫想之革命》、《非“君师主义”》等文章。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这批文人一分为二，陈独秀和李大钊转为马克思主义者，高一涵和胡适仍坚持西方自由民主政治。高一涵主张：主权在民，反对国家拥有绝对权力，认为国家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它只是保障人民权利的一个工具，因此，不可以牺牲和损害个人为代价来成全国家。可能由于这样的思想，他与李大钊分别后，去了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等学府任教。著有《政治学纲要》《欧洲政治思想史》《中国御史制度的沿革》等书。

1949年后，高一涵历任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和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废除了这些学科，他被调到行政部门，先后担任江苏省司法厅厅长、江苏省省政协副主席、江苏省民盟副主委，1959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高一涵病逝于北京，享年85岁。

相比李大钊被绞，陈独秀被抓，高一涵幸得善终。不管他们的主张如何，这批留日学人都为中国的思想进步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