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曾经很入流，是中国历史上三大商帮之一。这里面，无法排名先后，因为每一个商帮都认为自己是第一的。当然，这种争强好胜，也是各大商帮繁衍发展、久久不息的动力之一。

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历史上形成的每一个商帮，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我们更愿意推崇、信奉、弘扬、发展“徽商文化”。因为，“徽商文化”源于我们的故土家园、是我们多少代前辈用血汗、用事业、用智慧打造筑就而成。

一、徽商的DNA与“徽商文化”的底色

没有徽商，就没有“徽商文化”。正因为这样，叙述“徽商文化”，就要溯源徽商的发展。

翻开墨香依存的史书，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令人感奋的数字：在公元606年（隋朝大业二年），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制度的开始之年，徽州的人口户数仅仅有6154户。到742年（唐朝天宝元年），也就是唐玄宗下诏追认千百年前诞生在安徽蒙城的庄子为“南华真人”那一年，徽州人口户数增加到38320户。百余年来，增长了6倍之多。进而到1078年（北宋元丰元年），也就是厉行改革的王安石被罢黜宰相的这一年，徽州人口户数增加到127203户，增幅在3倍之多。有专家指出，南宋时徽州人50万以上，元代达到82万人，明清时期依然直线上升。

人口增加了，户数增加了，劳动力的资源因此丰沛起来。这，本来应该是一件好事，但在徽州地盘、地域、地理环境的限制下，可谓悲从喜来，这种劳动力的红利因为各种限制无法转变成为现实的经济利益。徽民们不能坐吃山空，更不能坐以待毙，他们不得不起身寻找、拓展自己以及自己家族生存发展的空间。于是，出现了大清康熙《徽州府志》所说的“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的情景。注意，当我们今天津津乐道徽商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徽”与“商”的结合，缘于那个没有可持续性发展的地理空间，缘于那个在经济上无法维持温饱的艰苦时代，缘于那个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的困窘环境。

徽商，并不是在繁华经济下生发出来的鲜艳花朵，他是被艰苦的环境“倒逼”出来的。穷则思变。这个，就是徽商最原始的DNA。这个，就是“徽商文化”的基础底色。

二、徽商以“倒腾”进入“国内大循环”

徽州，并非全是贫瘠的穷山恶水。至今，仍有不知多少徽商可以如数家珍地说出来：如竹木，“休宁山中宜衫，土人稀种田，多以种杉为业”；如茶叶，祁门县“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如陶土，景德镇瓷器名扬天下，但那里并不出产瓷土，“土出婺源、祁门两山”。正是由于徽州多山，与山经济相连的手工业品也独具特色的应运而生。安徽的“文房四宝”——纸、墨、笔、砚，大多与山有关，因此闻名全国。徽州的这些特产，“滞留”在家乡，就无法兑现；“倒腾”出家乡，就有广阔的市场。不知道有多少徽商前辈，就是从“倒腾”——贩卖本地土特产起步的，从此进入“国内大循环”的经济发展系统之中。

在我们看来，可以这样说，“流动”与“贩卖”是徽商“草根逆袭”的基础手段。

三、“徽骆驼精神”是“徽商文化”的精髓

谈到安徽，就要说到胡适。胡适先生对安徽的贡献，绝对不仅仅在于担任中国驻美国大使期间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端上的来自家乡的“胡适一品锅”，更有他亲自拟名并倡导的“徽骆驼精神”。

有人曾质疑徽州历史不曾有过本地产的骆驼，“敢问乡贤胡博士，驼铃何日响徽州？”但是，我们认为：“徽骆驼”早已为徽州人所接受，成为安徽人开拓进取、百折不回、忍辱负重的形象比喻，体现了安徽人顽强、奋斗、勇敢的原动生命力，构成了“徽商文化”的组成部分。

细想“骆驼”，当它们一旦踏入茫茫沙漠中，生命的符号便跃动着挑战死亡，挑战极限。它们身上透出了一种无畏、一种坚韧、一种踏实、一种气概；它们稳稳健健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前方，走向绿洲，走向希望。而“徽骆驼”精神，更是那种“十三十四，往外一丢”，“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转换的写照。走出乡土的“徽骆驼”，凭借着家乡的山林资源和自己的劳动积累资本；凭借着变卖祖产获得资本；凭借着婚姻获得资本；凭借着委托经营、贷款经营获得资本；凭借着典当获得资本；更有甚者，凭借着结交官宦、官僚获取资本。这种不拘一格、因人而异、因地制宜获取资本的方法，构成了“徽骆驼精神”的主要内容，也成为“徽商文化”不可割舍的部分。

四、兼容并包的徽商文化

纸蕴文采，墨涵风流，文房四宝，安徽人独领其风骚。唐末两宋，新安四宝——澄心堂纸、汪伯立笔、李廷珪墨、龙尾歙砚，冠绝天下。及至明清，宣纸、徽墨、徽砚、香茗……成为天下文士才俊争相追逐的精神伴侣，共同写就了白墙灰瓦之间的文化韵律。

贾而好儒，是徽商文化中引以为傲的独特品格，也为徽州赢得了“东南小邹鲁”的美誉。“富而教不可缓”。无论富裕还是贫寒，安徽人始终将读书求学作为首要大事。

“十户之村不废诵读”。明代，徽州出了452名文进士，56名武进士。清代，仅徽州一地，就诞生了19名状元，占了全国的17%。据康熙朝的《府志》记载，徽州府有社学562所，书院54所。

让外国人为之痴迷的京剧，源于进京的“徽班”。而所谓“徽班”，就是在扬州垄断盐业的安徽商人家里蓄养的一批戏班。积累了丰厚资产的徽商，慕文好雅，聚揽文士学者，集诗结社，他们将精力投注在经营文化、传承文明上，以开阔的胸襟，吸收和学习其他地域的文化，并随着商业行为将徽文化推广到全国各地，联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繁荣。

五、四民同道的徽商文化

程朱理学从徽州走出，王阳明则带着他的心学走进徽州。“四民异业而同道”，鼓励和放大了徽商精神中的文化符号，将商业和商人的地位提升到与士、农、工同样的等级。

徽商，从白墙灰瓦中走来，从数千年中华文明中走来。贾而好儒的传统，赋予徽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挺拔的精神脊梁，进而又帮助徽商提高了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一代又一代勤劳踏实的安徽人，商优成儒，贾久则仕，把经商行为升华为一种文化，进而又把徽商文化凝炼成立命拓业、传世兴家的法宝。

“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恃？”受地理环境所限，徽人无法依靠土地为生，外出经商几乎是唯一的出路。久而久之，有了“天下之民皆寄命于农，而徽民寄命于商”的说法。

散落在徽州各地的豪阔的牌坊与精雅的祠堂，是徽商快慰族亲、报效祖先的告示板，同时也是昭示天下、光耀门楣的荣誉榜，是提升社会定位、普及四民同道的宣传单。

六、走向日本的徽商文化

时至今日，在位于日本东京龟户附近的天神神社院内，耸立着一块巨幅“文房至宝”石碑，纪念着来自中国安徽的文房四宝，称此“为日本的学制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时至今日，日本人不会忘记那位在中国明王朝年间来自安徽的汪直。他把今天日本长崎附近的平户作为海上贸易的基地，打造了一个独立的“商业王国”。现在，平户附近的松浦史料博物馆前还矗立着汪直的雕像。

时至今日，日本人没有忘记中国安徽休宁人程大位。他将毕生经商的经验，用二十年光阴归总为一部算学专著《算法统宗》。当这部书在1600年传到日本时，程大位被日本人奉为“算神”，并开日本“和算”之滥觞。

时至今日，日本人为发现中国安徽休宁人黄汴的旧作《天下水陆路程》而兴奋。这部地理著作详细纪录了联通北京、南京以及遍布中国的13个布政司的143条水路陆路地势、地貌，及至沿途风土人情、景色民俗也一一涉猎，是黄汴用27 年时光编纂而成的。这部书的孤本于1989年在日本山口大学被发现，让日本人重新认识徽商。

时至今日，日本现代教育史的著作上记载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曾三次留学日本，分别在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成城学校、正则英语学校读书的历史。

1993年，安徽省徽剧团第一次访问日本，日本文化财团特意为此编辑了一本书籍《三国志·美女连环卷》。

2019年10月，世界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岛村恭则前往安徽省蚌埠博物馆，发表了题为《围绕着治水的传承与信仰——日本列岛的实例》的讲演，介绍了日本存在的与大禹治水相关的文化遗产。

2020年10月，日本大和文华馆与日本主力媒体之一的《每日新闻》共同举办了《墨的天地——中国安徽地方美术展》特别展，分为四章介绍了“安徽美术产生的土壤”、“透明的山水”、“徽派版画的精华”、“令人憧憬的黄山”。

“徽商文化”，说不尽，道不完。我们的躯体内流动着“徽商文化“的血液，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传承并创新“徽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