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樱花，每临樱花绽放飘香四溢时节都会去探春赏樱，意在体验“樱花烂漫几多时?柳绿桃红两未知”那倾国倾城却也薄命的陶醉与恬静; 更缘于母亲同李秋英阿姨两位日本女人一段坎坷的故事与真挚的友谊。

五十年代，我家住在北京新街口大四条西井胡同的新影宿舍。因为我从小学习不错，读的又都是重点学校的北师二附小、北京十三中，当时母亲最愿意让我做的“公益活动”就是帮助附近学习差些的孩子。1961年初一暑假母亲又带着我去辅导孩子作业，我们来到了大四条的一家，女主人李秋英阿姨是个日本人，头发已染银丝，眼角鱼尾纹里雕刻着岁月沧桑。她有两个比我要小的孩子，哥哥上小学叫和平，妹妹叫丫丫。

当时正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家条件相对好些，但普通民众生活拮据，孩子们要和大人一起共度难关。每每看到了和平和丫丫那瘦瘦的身躯和大大的眼睛时，母亲总会心疼地落泪。后来的辅导时，母亲都要委托我给李阿姨家捎去些白糖、食油、学习用具以及我和妹妹穿小了但浆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什么的。

母亲那时在电影厂负责技术，工作之余经常同日本友人见面，因此我和妹妹总有机会去新侨饭店或友谊宾馆，偶尔还可以小小地“改善”一下。1963 年夏，母亲突然莫名其妙地对我说，“新桥和友谊不去了，和平的辅导也不要搞了”，并且断绝了同李阿姨家的一切往来，即便在街上撞见了也形同路人，直到后来的“文革”中我才明白了事情的缘由。

母亲的真实名字叫胜间靖子，祖籍神户，1925 年出生在大连市一个地道的日本人家庭。1945 年“8·15”后的那几天，年仅20岁的她“迷失”在长春街头，同行的日本小护士就病死在她怀里。是救命恩人——曾在日本留过学的邵淑荣大夫收留了母亲隐籍更名为中国人刘静贞。为了能平安地活下去，又好心地把她介绍给了当时革命队伍里纪录片摄影师的我父亲结婚了，邵大夫给了母亲一个中国的家却隐瞒了她的一段真实身世。

后来，母亲投身到如火如荼的中国解放战争和人民电影事业中，几乎忘却了自己是个日本人。而这一切还是1968年我从北海舰队被强制退役到内蒙插队后才逐渐知道的，也包括全家人以及同事们。多少年后她曾对我说过，由衷地感激中国人民曾给予她生存的机遇以及为这个国家服务的权力，也许没有那场“运动”，母亲身世的“秘密”可能会深埋在心底一辈子。

上世纪五十年代，出于直觉母亲早就注意到了住在我家附近那个街道女工李秋英，其实两个人的文化背景、工作环境以及生活轨迹几乎没有任何交集。有个周末母亲偶尔去小铺买东西恰逢李秋英排在前边，而就在她拎着酒瓶从我母亲身边走过的那一刹那，母亲鼓足了勇气用日语小声说: “您是日本人?”李秋英惊愣了一下便匆匆走出去了。当母亲走出小铺时，那个女人就站在不远的槐树下静静地等候着，她满怀期待地回答道:“我是日本人，长野的。”母亲出于谨慎仅说了:“老家是神户的。”就这一句话，李秋英的眼里瞬间就闪烁出晶莹的泪花，紧紧地抱住母亲兴奋不已，“他乡遇故知”的心情溢于言表。

那天，李阿姨带着母亲去了大四条的家。她的先生李师傅看上去就是个憨厚朴实的中国人，话不多。两天后的晚上，李秋英在家里讲了很多往事，母亲边听边哽咽着，手帕浸透了泪水，心都要哭碎了。

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为了侵略中国，“9.18事变”后的日本帝国政府把向中国东北集团移民作为国策，一方面募集组织了日本男性的“满蒙开拓团”实施殖民迁徙，一方面又欺骗蛊惑了年轻的日本女子充当“大陆花嫁”。而日本长野县出身的李秋英和其他姐妹也许是最早受骗上当的那一批，她们怀揣摆脱穷困的梦想来到了中国东北腹地人迹罕至的僻壤穷乡。 据李秋英讲，每到一个“开拓团”的集散村落，领队按着编好的顺序把她们依次塞给了那些等候的单身汉们，不久就嫁人为妻了。那里没有恋爱与自由，有的只是同男人们一样承担着“帝国命运”的重负，在那片蛮荒的土地上年复一年的劳作，苦涩、血腥却看不到一丝希望。而李秋英是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里先后有了三个孩子。

1945 年夏为了抵抗远东苏军可能的进攻，李秋英的丈夫和“开拓团”20岁到45岁的男性全被征集驻守在中苏边境，屯子里仅剩下妇女、老人和孩子，壮年男人只有一个瘸子了。战争管制，物资匮乏，李秋英要带着三个孩子下地，家里米粒可数饥肠如鼓，生活艰辛一言难尽。而后来那个日本战败的 8 月里，地处中国东北偏远地域的“开拓团”的老人、妇女和孩子 被彻底抛弃了，或被迫“玉碎”驻地，或客死南撤路上。李秋英她们为了活命，每个人都撕了一块白布写了“良民”两个大字系在额头，背上了襁褓中的幼儿和有限的口粮，搀扶老人牵着步行的孩子匆忙上路了。

南撤的队伍里，大人的双肩被重负勒出了血印，孩子的脚上都磨出了的血泡。为了逃生，带队的“瘸子男”强行把走不动或身体虚弱的孩子一个个骗到土丘山岗背后或是森林草丛深处，活活用石头砸死了，也包括李秋英那个三岁小儿子。一路上的颠沛流离，李秋英两个大孩子后来也都感染了肺炎相继死掉了，曾经的五口之家如今竟沦为孑然一人了。就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东北民主联军来到日本难民集散地发放食品并招募医护人员，李秋英的表妹曾学过护理，结果是俩个人一起去了军队医院了，这支部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四野”。不久队伍进入了整编，表妹随军前行了，李秋英留在了后方医院。

已经入冬了，抚摸着那些血迹斑斑的军服和绷带，李秋英为战士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所折服，但一种莫名的不安也曾经萦绕在心头;自己所服务的恰恰是把关东军送进了坟墓的中国军人，是对还是错?作为日本女人却置身于解放中华民族的队伍里，是该留下还是应离去? 然而让她感到宽慰的不止是革命军队里能吃饱穿暖，更是来自同志们的信任关爱，司务长在口粮中调剂了大米，院长表扬了她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李秋英第一次和这么多的中国人在一起，不是敌人而是战友胜似亲人，也是第一次懂得了人也可以有尊严地活着。

解放初期那位院长南下工作，李秋英也随着到了北京了。后来在大家的鼓励下她第一次写信寄给家里，很久以后终于接到了丈夫的回信，里边还夹着一枚枯萎的樱花┄┄ 她从中得知丈夫战后被押送到了苏联西伯利亚战俘强制劳改营，遣返日本一段时间后又开始了新的恋情。李秋英曾为此伤心欲绝，但在中国的几年里她觉悟了，那场血腥的侵华战争和罪恶的“开 拓行动”曾葬送了多少人的青春与命运，留下来的却是那无情的创伤与孽债!她接受了残酷的现实，决定留在中国坚强地生活下去。不久，恰好有个机会。北京人民剧场的李师傅独身，人也很厚道，李秋英终于再婚了，她搬到了李师傅大四条的家，后来有了两个孩子，还进了街道工厂。

李阿姨的经历让母亲的内心受到了强烈撞击，也涌起了无限感慨，就在那天夜晚李师傅下班回来，母亲一下子跪倒在他面前，“秋英这一生太苦了，拜托您保护好她!”李师傅扶起来我母亲后眼圈也湿润了，“日本帝国主义太可恶了，把中国糟蹋成那个样子，而自己的国民又怎么样?”还说道，“只要我活一天，就不会让她再遭罪了!”

就从那天起母亲和李秋英熟悉了，成了一对相识恨晚的知心姐妹。那些年里，母亲同李阿姨走动很勤，常到李秋英家讲些她关心的事情，有时还带些可以补贴生活的钱或物品，做的寿司或人偶什么的;而李阿姨则回送了自己亲手腌制的日式酸菜、糖蒜，还有人民剧场的戏票。后来就有了我辅导和平学习，妹妹同丫丫玩耍了。

记得那年冬天母亲邀李阿姨来家里做客，火炉上温煮着日本煎茶，留声机里荡漾着《拉网小调》，茶香四溢，思绪悠悠，乡音乡愁竟让两个人激动地潸然泪下了。我曾问过李阿姨一生中什么时候最幸福?她说就是现在，虽然汉语讲不好，但吃穿不愁，孩子也大了。李阿姨总说同我母亲认识之后是她最愉悦的一段日子，可以自由自在地讲那么多的心里话，她太需要倾听与理解了。其实母亲又何尝不是?同样是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日本女人，谁不渴望着用母语唠唠家常，回归那淡淡的平和与暖暖的乡情之中呢?

1963 年，母亲因外事接待而被要求“协助审查”，还曾被问及了“是否认识其他日本人?”她缄口不言，并断绝了同李秋英一家的往来。那段时间里母亲一如既往地工作着，默默地接受着有关部门的审查，内心里也承受着那一家人从此的误解、冷漠甚至怨恨所带来的痛苦和委屈。后来的“运动”中母亲承认了日本人的“秘密”，尽管是历史的过节以及曾经不得已的选择，还是被定为“特嫌”、“里通外国”要案而遭到隔离审查、监管劳动，甚至更惨，但囹圄中的她却反复告诫着我们，“绝不要连累李阿姨一家!”。

1978 年落实政策母亲调到了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期间她曾多次到中南海小礼堂担任国家领导人观摩影片的日语翻译。也许是“文革”的遭遇以及后来的工作性质，母亲没有再惊动李秋英一家，希望彼此都平安无事。

1980 年秋，母亲离休回到了日本，我家也搬到了海淀花园路的“北影小区”，不久我们也相继旅日读研、工作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故居新街口大四条一带拆迁得已面目全非了，尽管我们曾多次查找过李秋英一家却毫无线索，但母亲始终念念不忘。在后来日本学校执教的二十多年里，她不止一次地讲述过李秋英的蹉跎岁月以及两个女人间的乡情轶事，也曾感动 了许多日本青年学生。

晚年母亲说过，同李秋英相处的那些年里曾是她作为日本人回归本真、亲情相拥的一段美好时光，但也留下了几多遗憾。第一、从未挑明自己也是个同样命运坎坷却怀有感恩之心的日本女人。第二、不知道李秋英的真实名字、地址以及后来的下落。第三、曾相约一起去赏樱，睹物思人却始终未果。

听说李阿姨当年曾憧憬着回到家乡看看那绽放飘香的樱花，而我母亲“文革”前的手工里许多也是取材于童年记忆中神户的樱花，烂漫凄美。有过赏樱经历的人们都知道尽管没有牡丹的华贵，玫瑰的娇艳，茉莉的浓郁，兰花的幽远，但那淡淡一丝清香足已令人留恋陶醉了。然而十年动乱曾埋葬了多少美好心愿，又铸成了多少人生遗憾啊!

2016 年 4 月，我陪着癌症晚期的母亲去了大阪城公园赏樱，轮椅在绽放的花海下缓缓移动，她拾起了飘落的花瓣又喃喃地言及了同李秋英阿姨相处的岁月，但我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生命的“绝唱”。就在那年 5 月，母亲静静地走了，享年九十一岁，带着她的坚强、深爱和遗憾远行了，而李阿姨大她十多岁应该已仙逝作古了。

轻轻燃起香烛，默默合住双掌，衷心祝愿两位命运坎坷却性格倔强的日本老人在天堂里生活快乐，友谊常青!（作者简介:王海峯，旅日华人，原北京“老三届”。1983 年旅日读研工作，现已退休，寓居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