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快，近日重读北京大学教授王晓秋《东亚历史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才感到岁月的流逝。此书，马上就要出版10年了。都说“十年磨一剑”，不知道王晓秋教授是否有新的一剑又要出鞘呢？！

我很喜欢王晓秋教授的著作。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就购买了他的《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那时，我正在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文学系主任加藤祐三教授手下读“研究生”（日本大学里的“研究生”相当于中国大学里的“进修生”），并且着手翻译他在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黑船异变》（岩波新书，1988年2月第一版），其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日本开国小史》之名出版。

“黑船”，今天在中国提起来，虽然还达不到尽人皆知的程度，但在文化知识界已经是相当地有名了。但是，我翻译此书的时候，日本史的相关书籍都很少见，“黑船”一词更是知者甚少。因此，出版社的编辑建议将书名改为《日本开国小史》。

那时，我对美国“黑船”打开日本近代国门的这段历史，也是彻底的“小白”。正是王晓秋教授的这本《近代中日启示录》，给我指点了许多日本专有名词的中文对应之词，并帮助我捋清了一些历史的脉络，成为我人生学养中一本极为获益的书籍。

大约从那十年过后，我又购买到王晓秋教授《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这本书的内容与《近代中日启示录》的内容有一些重叠之处。而王晓秋教授的《东亚历史研究》一书的内容，则与《近代中日启示录》和《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两书的内容有重叠之处。

怎样看待一位作者在不同的著作中出现重复的内容？有人把这称为是“炒冷饭”，看作是作者的一种“投机取巧”。我则认为这是当下中国图书市场机制的问题。好书难找，看到一本好书后，几家出版社一齐下手，最后得胜的只能是一家出版社。但是，“败下来”的出版社也不甘心，几年之后让作者或者“改头换面”，或者增添一些新的内容，又有新书问世。对作者来说，这也是一种“扩大宣传”；对出版社来说，这也是一种“利益”；惟有对读者来说，特别是我这样“追星”般的读者来说，多少有些遗憾的。

王晓秋教授《东亚历史比较研究》一书收录了15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文章题目中出现“东亚”二字，一篇是《东亚国家不同发展道路的比较》，另一篇是《十九世纪东亚各国对外意识的比较》。这两篇文章堪称此书的“重磅文章”，或者是文与题符的“压书之作”，值得对此话题感兴趣的学者与读者反复阅读。

坦率而言，人们对今天狭义的东亚关系——中、日、韩（朝）的关系仍有许多“头痛”之处。但是，这些“头痛”的问题，并非是今天偶然生成的，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王晓秋教授运用比较之法，抓住“近代”时间关键词，从中日韩国所处的历史背景、政权背景、文化背景等等，如“庖丁解牛”般把握大势，梳理脉络，点击要穴，让人们“从历史中得知未来”。

一本书，传递知识点固然重要，披露自己的观点也很重要。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在“润物细无声”的叙述过程中渗透一种方法论。王晓秋教授在这部著作中透过15篇文章，传授给读者一种观察东亚地域问题的方法论——俯瞰。要能够高站位，熟悉中国历史并从中国历史中走出来，俯瞰三国历史，细细比较，就会产生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般的新知。

前面我谈到王晓秋教授《近代中日启示录》、《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东亚历史比较研究》三书当中有不少内容重合的地方。但是，我更推荐王晓秋教授为这三本书籍出版的时候分别撰写的序言。这些序言，篇篇都有新鲜感，也可以看到作者的“用心”和“苦心”。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王晓秋教授在《东亚历史比较研究》一书第11页中提到朝鲜1895发生了“壬午改革”，到第60页又说朝鲜在1895年发生了“乙未改革”。这其中的“壬午改革”，应该是发生在1882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