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出入国管理局的收容所内，一名33岁的斯里兰卡女性不幸身亡。据悉，她在事发大约两个月前出现身体不适的症状，并曾于收容所内接受医生的诊疗，也被带往收容所外的医院接受诊疗，不过，没有接受住院治疗。目前，导致这名女性死亡的根本性原因，还在调查之中。但这一悲剧的发生，引发了日本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也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事实上，斯里兰卡女性在出入境管理局收容所死亡的新闻，不仅暴露出日本技能实习生制度隐藏在冰山下的真实状况，还暴露出日本出入境管理局封闭的自身。多少年来，掌握着外国人进出日本、掌握着外国人劳动者进出日本的各地出入境管理局，虽然做了种种开放性、透明的努力，但总人感到那是在做表面文章，而不是一种真正的“质的改革”。日本各地出入境管理局掌握着审批权，这种权力对于许多外国人劳动者来说，可以说是生杀大权。但是，日本恰恰是在这个方面频出问题。这究竟是日本出入境管理局在用权意识上存在的问题，还是其体制上存在的问题是应该进行深思的。

上个世纪90年代，东京入国管理局曾经发生过工作人员暴力殴打被拘禁的中国女性陶亚萍事件。时隔20多年后，名古屋出入境管理局又发生了斯里兰卡女性不明死亡事件。该局至今拒绝公开有关视频录像。这凸现出日本出入境管理局系统忽视人权问题的传统性、一贯性以及日益深刻性。日本对此进行的改革，不应该仅仅是法律词汇、字句的改变，不应该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