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持续蔓延的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像一双看不见的手，催生崭新生活方式的同时，也重新搭建了许多业务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既诞生了机遇，也暗藏着隐患；无论企业还是个人，既要面临调整，也要面对挑战。

自由职业者便如同漂浮在疫情旋涡里的孤舟。因为不隶属于企业法人等组织机构，缺少常规职场人士所享有的日本雇用保险等社会保障，所以，一旦遭受疫情导致的收入冲击，自由职业者的生活和经营都将面临重大的考验。职业的稳定性依赖于市场规律，而职业的安定性则需要政府调控。因此，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是对自由职业者最有力的保障。

对此，日本政府在近期宣布，明年将向国会提交法案，就发包转包交易中，注册基本金超过1,000万日元的发包方所应承担的法定义务予以强化。根据法案，这类事业主在向自由职业者进行业务发包时，有义务向其提交书面资料，明确记载交易的金额以及支付日期。但对于注册资本金在1,000万日元以下的事业主，则没有该项义务的要求。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法律提案，是因为日本政府在2020年2月至3月期间实施的调查中发现，在日本约有462万名自由职业者，从事业主接受业务发包的自由职业者中，有大约40%的人因为对方未支付报酬或者变更订单等情形而产生过纠纷。这其中，又有60%的案例，属于只有口头下单、没有书面订单的情况，甚至对于交易基本信息都没有记载，导致在后续的维权中遇到举证不能的困难。

对于很多自由职业者来说，造成这样的被动局面既有内因也有外因。

内因是，相当多的自由职业者缺乏法律意识，或者说虽然有契约精神、但缺乏契约经验，没有意识到一份条款完善的合同以及内容详尽的订单，对于实际履行以及权益保障所带来的重要性。

而外因在于发包业务中的双方当事人，虽然在法律关系上是平等的，但在实际业务中的地位却是不平等的。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很多领域的自由职业者，因为订单减少而迫于收入骤减的压力，即使意识到合同履行的不确定性以及风险性，对于发包人也不敢据理力争，这就导致很多口头约定的业务，因为各种原因被发包人任意取消订单，一方面造成了作为承包方的自由职业者遭受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加深了这个领域中合同双方的不平等性。一旦在合同履行中出现了一方“滥用支配性地位”的情形，那么，诚实信用、公平公正这些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精神，也就无从谈起了。

除了法律层面条款完善的意义之外，这项法案不仅体现了日本政府对于疫情背景下行业整顿的力度，也表明了日本政府对于自由职业者以及副业从事者的支持态度，毕竟还是要“与时俱进”的。

新冠疫情持续不断，新增感染屡创新高，对于日本各行各业都造成了巨大冲击，而日本又是一个中小企业绝对霸居天下的国家，因此面对疫情造成的企业运营困难，国家给予支援补助是一方面，很多在职者也在考虑“自力更生”甚至“自谋出路”，例如从事副业增加收入，甚至干脆利用自己的工作经验，离开原有职场转身成为自由职业者。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并非因为疫情才被迫成为自由职业者，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才能受制于公司的业务内容，那么跳出雇用关系的束缚，就可以同时与多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反而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实际上不只是日本，就世界范围而言，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各行各业的业务模式都需要适应疫情变化而做出相应调整，某业务领域所涉及到的法律规定也必然需要做出相应的修改完善。而法律存在固有的滞后性，如何能够与时俱进地对行业发展保驾护航？这就需要政府具有敏锐性，及时地为行业发展和经济振兴撑起“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