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5日，一个“旧闻”从大洋彼岸的美国传来——8月1日，海外著名汉学家余英时先生在美国寓所去世，享年91岁。

余英时先生曾经先后师从钱穆先生和被誉为“海外汉学泰斗”的我的外祖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先生。我也一直把余英时先生视为杨联陞先生“最后的传人”。记得上个世纪的1995年，余英时先生应邀到日本学术访问，其间曾在东京国际文化会馆做了一场讲演。他的讲演结束后，我作为日本华文媒体《留学生新闻》的记者，上前联系采访。当时，余英时先生表示很忙，实在没有时间接受采访。这样，我就不得不自报家门，说“我是杨联陞先生的外孙，十分希望对您做一次采访。”这时，余英时先生立即转变态度，热情起来，问我：“你是从中国大陆保定来的？”当时，我听得一头雾水，因为我是在北京出生的。事后，我才知道外公杨联陞及家人曾有在保定读书的生活经历。余英时先生并没有继续追问，而是说：“这次在东京实在没有时间了。过几天，我要回到日本关西大学，我是他们邀请来的访问学者。如果可以的话，你到地方来，我们可以谈一次。”就这样，几天以后，我们在大阪府吹田市——日本关西大学校区宿舍附近见面，做了一次长谈。记得采访结束后，余英时先生坚持请我在附近一家拉面馆午餐，还给我讲了一些外公杨联陞的故事。

那以后，我陆续读过几本余英时先生的著作，比较喜欢他1980年8月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1987年1月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1991年在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以及2003年1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的《士与中国文化》等。

这次，余英时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后，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对于我来说，这成为一个促进读书的机会。于是，利用盂兰节小型“三连休”的日子，我在位于日本千叶的别墅，又读了陈致的《余英时访谈录》（中华书局，2012年3月第一版）、李怀宇《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中华书局，2013年6月第一版）、彭国翔编《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以及家兄蒋力编辑的杨联陞著《哈佛遗墨》（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10月第一版）。

在这个阅读过程中，我看到了余英时先生1995年在日本关西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写的一篇自传《我走过的路》，其中回忆了自身求学走过的曲折道路。有意思的是，余英时先生回忆起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7岁的自己回到老家安徽省潜山县官庄“乡居八九年”，接受“社会教育”的经历。其中一段，余英时先生这样写道，“我的故乡官庄，有余和刘两个大姓，但两姓都没有大地主，佃农如果不是本家，便是亲戚，他们有时交不出田租，也只好算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地主凶恶讨租或欺压佃农的事。我们乡间的秩序基本上是自治的，很少与政府发生关系。每一族都有族长、长老，他们负责维持本族的族规。偶尔有子弟犯了族规，如赌博、偷窃之类，族长和长老们便在宗祠中聚会，商议惩罚的办法，最严重的犯规可以打板子。但这样的情形也不多见，我只记得我们余姓宗祠中举行过一次聚会，处罚了一个屡次犯规的青年子弟。”余英时先生特别强调，“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是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着的，道德的力量远在法律之上。”

余英时先生的这番亲身经历，这番回忆话语，给人们展现了一种牧园田歌式的乡村温馨、和谐景象。我在想，先生写这篇文章的1995年，应该是他65岁的那一年。一般来说。人到了这个年龄，回忆起少年往事，内心都会是静谧、眷恋、回味无穷的，“负能量”常常被忽略不计的。这，或许也是人之常情；这，或许也是家国情怀的一种“侧漏”。

有人会问：当年，在中国乡村，“赌博、偷窃”，能算什么大事吗？当然，与“杀人、放火”比起来，肯定算是“小事”的，与“谋反、大逆”比起来，更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但是，在中国乡村，它就算是“大事”，因为它直接影响着中国最基层的社会秩序。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的乡村，人们一直把“赌博”与“盗窃”紧密相连的，认为二者有因果关系。比如，清代道光二十八年广东南海《廖维则堂家谱》指出，“赌为盗源，最坏风俗。”清代同治七年江苏江都《孙氏族谱》指出，“嫖赌乃破家之兆，盗贼之由。”清代同治九年安徽桐城《刘氏宗谱》“禁嫖赌”规定中写明“赌博者，盗贼之源也。”清代同治十一年安徽潜阳《李氏重修族谱》“禁赌博”规定中也指出，“赌博者，盗贼之源也。”清代光绪十一年江苏润城《京江赐礼堂戴氏重修家乘》也说，“凡赌博游荡，皆不安生理之人。与盗贼相近。”清代光绪二十年江苏晋陵《奚氏宗谱》中也有“谚云：‘奸近杀，赌近贼’”的说法。清代宣统元年湖南湘潭《白沙陈氏支谱》卷首也有“赌博乃淫盗之源，是非之薮也。”

当年，什么属于赌博呢？清代同治七年江苏江都《孙氏族谱》指出，“掷骰、骨牌、纸牌、围棋、象棋、抛钱、双陆，皆赌也。”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江苏毘陵《陈氏宗谱》中有明确规定：“掷骰、抹牌、布棋、斗纸、双陆、抛钱，皆属赌也。”这些，有的在今天已经失传了，有的在今天已经变形了。

对于这些“赌博、偷窃之类”，余英时先生说村里的“族长和长老们便在宗祠中聚会，商议惩罚的办法，最严重的犯规可以打板子。”不错，清代光绪二十四年浙江鄞城《华氏宗谱》就在卷首明确规定，“嫖赌者，宗长可杖。”清代宣统三年江苏京江《盛氏重修宗谱》中规定，“子孙或有赌博无赖，违越礼法者，秉于家长，执之，告于祠堂，声其罪而痛责之，以冀改过自新。”

但是，这种“打板子”，到底是打多少呢？余英时先生没有说，或许他当时的年龄让他还不足以关心具体的“板数”。我则看到清代嘉庆三年江苏丹阳《尹氏重修族谱》卷十四中有这样的规定：“子弟倾家荡产，为非丧命，每由赌博而起。通族严禁。凡斗牌、掷骰者，重责二十。窝赌放头者，倍责。”清代同治八年江苏毘陵《费氏重修宗谱》卷一中规定，“赌博、打降犯官究处者，再责四十板。”清代光绪元年安徽合肥《邢氏宗谱》卷一规定：“凡为贼盗、刁拐、酗酒、打降、赌博、奸情、窝赃、匪类，被人告犯，已受国治者，始免家规；未受者，责三十，勒呈悔过。”清代光绪十九年浙江萧山《沈氏续修宗谱》卷三十四规定：“赌钱、耍拳、踢踘、抛砖、打瓦，违者重责三十板。”这样看来，因为赌博被抓到祠堂的，各地乡村“打板子”的标准不同，起步应该是二十大板，上限或许在四十大板。这样做，是不是太狠了一点？其实，只要看看《大清律·刑律》中有关“赌博”的罚则——“凡赌博财务者，皆杖八十，摊场财物入官”，就可以知道“乡亲们”——族长、长老们已经很给面子了。清代乾隆年间李百川在章回小说《绿野仙踪》中第二十二回“断离异不换遭刑杖，投运河沈襄得外财”中，写那些在县衙门挨了四十大板的人，惨痛的好像“割去皮肉好几块，疼得昼夜呻吟不已”。我猜想，族长和长老们的“板子”应该不会这么狠的，毕竟是街坊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余英时先生说“最严重的犯规可以打板子”，我只能说那是余家祠堂的慈悲了。从我看到的清代祠堂中有关“罚跪香”、“违者罚银”、“违者重罚其家主”、“罚及主家”、“停胙”以及“送官惩治”、“即革出祠堂，秉官处治”、“呈官究治，不许入祠”等等的规定中，就可以知道中国的“宗祠惩罚”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十分严厉的。

感谢余英时先生，因为他的这篇回忆文章，让我梳理了手头能够看到的祠堂与宗谱的一些史料。也谨以此文追念余英时先生。（2021年8月15日写于日本千叶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