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创刊10周年的日子。为此，我们对《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理事长藤原洋做了特别采访，围绕今后的中日关系、数字经济、科研竞争与合作等核心问题，展开深入探讨。藤原洋理事长历任多个日本政府机构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多年来一直提议日本创设数字厅，以统帅各省厅发挥司令部的作用，推进数字化改革。2021年9月的第一天，日本的数字厅正式启动。

一、新形势下中国的对日宣传发生了变化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首先感谢您担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理事长十周年。在您看来，十年来中国对日本的宣传有什么变化？或者说，您从中国的宣传中感受到什么变化？您认为中国的对外宣传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藤原洋：应该说还是有很大变化的。在我看来，中国这种对日宣传的变化，主要有两大诱因。一个是日本陆续与一些国家举行外交首脑和国防首脑的“2＋2会谈”。日本政府不仅与盟国美国这样做，今年4月还德国举行了2＋2会谈，此后又相继跟8个国家举行了2＋2会谈。这些会谈的背景应该是日本感受到了中国的军事威胁下，希望与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增强自身的威慑力。而日美两国在2021年3月16日2＋2会谈后的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第一次公开点名批评中国，称中国的行为“与现行的国际秩序不符，对日美同盟以及国际社会构成挑战”。中国对此是十分关注的

二是日美印澳在四方安全机制下举行了会谈，即所谓的四国集团(Quad Group)。这是一个非正式的战略性同盟关系，是由双边同盟来维系的。

中国的对日宣传在这两大诱因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化。从中国来看，在美中对立不可避免地进入长期化的形势下，日本政府似乎已经明确了立场，要跟美国一起敌视中国。这与美韩2＋2对谈中，文在寅政权不肯点名批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尽管四国集团峰会上，考虑到印度在对华包围圈上持谨慎态度，所以没有直接批评中国，但也凸显了日本的“反华立场”。也就是说，在中国看来，跟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相比，日本敌视中国的态度更为鲜明，所以中国现在也有些反日情绪，并且担心日本过于敌视中国。

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我个人希望日本能够努力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

日本应该更重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那么您对中日关系今后的走向和前景怎么看？

藤原洋：经济是外交的根基。我认为日本在外交问题上，应当更关注日美贸易与日中贸易。中国的对日出口是美国的1.47倍，进口是美国的2.56倍，贸易总额是美国的1.85倍，所以对于日本经济来说，在重视对美关系的同时，应该更加重视对华关系。

日本的对华贸易从4年前就一直是黑字，但对于一些上年纪的日本人来说，总以为对华贸易是赤字，他们的印象还停留在日本从中国大量进口，但中国不买日本东西的年代。

日本的对美贸易从1965年以后都是黑字，所以日本民众认为美国的重要度更高，但是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最近3年间的数据，日美贸易额与日中贸易额的距离越来越小，也就是说，今后中国贸易的重要性更高。所以日本不应该把政治与经济混为一谈，在重视对美关系的同时，也要更为重视对华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

中国在技术和市场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您是日本著名的数字经济专家。您怎样看待十年来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您认为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给中国的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带来了什么影响？

藤原洋：中国国家领导人大多出身于是理科生，他们懂技术，在政策上也重视对科学技术的扶持。尤其是在技术革新变化激烈的数字领域，中国与美国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尤其是中国，对全球技术的革新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高度的贡献。

事实上，在全球十大股票市场，不仅有美国的亚马逊、微软和谷歌，中国的腾讯和阿里巴巴也名列前茅。美国的企业价值主要体现在面向英语圈国家的服务和获利，而中国的企业价值是以汉语圈为中心，尤其是在人口众多的亚洲市场大受欢迎。阿里巴巴和腾讯已经成为全球性企业，对全球的科技和经济的发展都有贡献。这种影响力，实际上就是一种竞争力！日本对此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阻碍日本数字经济发展的两大社会问题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据我了解，在您的长期倡导下，菅义伟政权创立了数字厅，并且积极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您对菅义伟政权的此举怎样评价？岸田文雄新政权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举动？

藤原洋：日本面临两大社会课题，一是数字化的落后，一是首都圈和大企业的一极集中。一极集中导致东京以外的城市没有从日本的经济发展中受益，去过地方城市的都知道，商店街上的那些店铺，即便是白天也卷帘门紧闭，因为日本的经济活动都集中在了首都圈和大企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因为日本在二战后通过发展工业实现了经济的高度增长，全国各地都将农耕地变成了工厂，大力发展工业，产品出口全球，Made in USA逐渐被Made in JAPAN取代，就连汽车制造业也是一样。作为底特律支柱产业的汽车制造业也受到了日本的冲击。

其结果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招致了美国的仇视，日美贸易摩擦导致日本从此不得不听命于美国。比如汽车制造业，丰田被迫在肯塔基开设了工厂，本田被迫在俄亥俄州开设了工厂，日本全国各地的工厂都被迫搬去了海外。

虽然不是日美贸易摩擦直接造成的，但日本的家电和半导体组装业也因为成本上涨而竞争力下降，工厂纷纷搬去了中国和韩国。

曾经的工业一边倒和只重视制造业，造成了地方经济的衰退。现有体制的老朽化导致了数字化的落后，地方经济的衰退加剧了首都圈的一极集中。

要解决这两大社会问题，就有必要以政府的数字化转型为中心进行重大改革。作为政府机构咨询委员会的一员，我多次倡导创设数字厅，菅义伟政权也认识到了解决课题的关键。

我认为，今后日本政府有必要以数字厅为中心，为整个社会创造一个数字化转型的蓝图，即国家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具体包括数据与云端的联动、基础架构的设计、个人编号卡的普及等。

这些转型中国已然完成，而日本还没有做到，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部门和机构各自为营，地方城市归总务省、基础建设归国土交通省、教育归文部科学省，农业归农林水产省，医疗归厚生劳动省，金融归财务省，这些部门和机构全都是各自为营。而整合管理这些部门和机构的就是数字厅，通过第三方系统审核来创建高效统一的社会基础设施。

尽管日本起步晚，但毕竟已经着手数字化转型，这可以说是菅义伟政权最后留下的纪念品吧。我希望日本能有一天追赶上美国和中国，同时也希望岸田政权能够继承并进一步推进菅义伟政权的数字化政策。

中日两国应优势互补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在数字经济的时代，中美两国在科技方面展开了新的竞争。日本也希望未来在制定相关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您怎样看待这种科技竞争？这种科技竞争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什么？

藤原洋：日本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地理位置上都是与中国最相近的国家，过去通过遣唐使、遣隋史从中国学习先进的文明，现在也依旧使用着汉字。但与此同时，日本在政治体制上又与美国相近。所以我认为，日本应该发挥自己中间桥梁的作用，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努力协助美中两国构建起互惠共赢的关系。现在正是日本在美中两国之间发挥作用并彰显其存在的时候。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有观点认为，“从目前来看，中日科技合作可越来越困难。”您认同这个看法吗？在您看来，中日未来数字经济时代合作的大方向在哪里？

藤原洋：刚才我已经说到，日本应该致力于促进美中两国建立互惠共赢的关系，如果能够确立这一立场，我相信日中两国将通过优势互补，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对全球的科技和经济做出应有的贡献。

比如日本的碳纤维材料和半导体硅材料质量更高，中国更擅长家电的组装，所以家电制造业就应该使用日本的半导体芯片，在中国进行组装。日本与中国不应该在同一领域上竞争，而应该优势互补。

确保供应链也是合作的方向。日本地震和台风多发，中国近年也频频遭遇自然灾害。当自然灾害发生后，为了防止供应链被切断，应当通过数字信息系统来完善，如果A公司无法供应，还可以由B公司供应。  

科技的发展需要竞争与合作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近日，作为光触媒发现者同时也是诺贝尔奖候选人的藤岛昭教授，携研究团队加盟中国的上海理工大学，引起中日两国舆论关注。您对此怎么看？

藤原洋：我跟藤岛教授可谓是老相识，还合著过一本《创造技术——来自知识主流的信息》（Nikkei BP Consulting，2013年出版）。我个人认为，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与学术团体一样，应该进行开放式研究。

对于研究人员来说，研究经费越多越好，既然中国能够提供更多的研究经费，就应该选择在中国搞研究。我不认同这是“日本技术外流”，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建立一种中国的发展也有助于日本的发展的互信关系。

日本和中国都加入了WTO，在获取专利的问题上，都要按照国际规则相互尊重，在5G领域中国的华为申请的专利最多，日本也在努力申请更多的专利，日中两国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就不会再发生技术被盗的事情，就能建立起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谈到国际规则，有舆论批评中国，“当世界在遵守国际规则时，中国以自己的规则取胜”。您认为国际规则是否也该顺应时代？

藤原洋：我认为就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关键是能否征得各国的一致同意。如果这是政治和军事，或许很难做到，但对于经济和科技，要就修改规则达成一致还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应该遵循这些规则，共同发展科技，不仅是为我们自己的国家，也要为整个世界的发展助力。

中国正在以“一带一路”为代表开展国际合作。有观点认为那是中国企图通过“一带一路”统治世界，我不这么看，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国家的时代早已结束。我的理解是，中国正在努力尝试以“一带一路”来开展国际合作。我们都应该认识到，通过经济、外交上的相互合作，来满足共同的国家利益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