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田昭教授，佐藤信纮教授与汪先恩

今天整理资料，翻到了与两位导师的合影。记得1992年10月，高田昭教授在金泽的全日空宾馆，主办学会，顺天堂大学的佐藤信纮教授从东京赴会，事先佐藤教授与我书信约好，在会场见面，因为高田教授即将退休，佐藤老师邀我去东京，于是留下与两位老师合影的珍贵照片。合影时我不知站那边好，高田教授要我站中间，又怕手挤了老师，于是把手藏在背后，突出两位名师的手腕。那天，高田老师显露了笑容，平时他总是怒气冲冲的，教研室的人尽量躲着他。

我1991年成为高田老师的弟子，那年他63岁，他个子很高，估计1.8米左右，一头银发，满面红光，当过大学校长，做为文部省酒精肝研究班的班长，制定了日本酒精肝病的诊断标准，科研与临床水平都很高，脾气也相当大，全国罕见。

有一回，查房时，管床医生没有回答好，他当着大家的面，把病历砸向这位医生，我大为震惊，也感觉太过。病例讨论的时候，包括助教授在内，挨个挨训。大概是平时太严的原因，有一天秘书宣布：教授感冒了，今天不查房。顿时，全科医生都手舞足蹈，三呼万岁。

初到日本时，感到日本临床医学的门槛太高，偌大的科室，只有一名教授，一名助教授，两名讲师，其他都是助手，其实助手都相当有水平。所有人都得听教授的，所有人都老挨训。有一次，一位医生点头之后，高田教授骂得更狠，我非常不理解，事后问讲师，他解释道：答应“嗨”只能说一声，连声说“嗨、嗨、嗨”就被认为是敷衍。首次知道“嗨”的诀窍。

可能由于我是外国人，高田教授对我，只说不骂，我也不躲他，所以他总喜欢与我聊几句，生活上也很关照。

他片言只语，加上金泽地区特有的方言，有时并没有听懂，但也不好再问。刚到不久，有天傍晚，教授对我说“去K0UENN”我心想，这冰天雪地的晚上，去公园干什么？姑且说“嗨”，他随后问身边的医局长“汪君的足？”， 医局长说准备好了。出发时才知道，是安排出租车，接我们去市内听讲演兼参加宴会。公园与讲演的日文发音一样，他说的足，指交通工具。

有一回，查房之后，他上厕所，我也步其后尘小解，他突然冒了一句“汪君，駄目（不行）!”我纳闷，难道不能与教授一起上厕所？尿既然出来了，也憋不回去了，只能说了声“嗨”。教授洗手的时候，又说了一声“駄目（不行）”，我狐疑之时，他指着我的领子，接着说，“查房的时候，不系领带是对患者的不尊重！”恍然大悟，他是指责我未系领带，并不是不能与他一起上厕所。原来戴领带是为了尊重别人，不是为自己臭美。

有一天，他拿本发黄带黑的资料让我看，资料是同济医院的教授寄来的科研文集，他抽了一口烟，说：纸是中国发明的，中国怎么能有这种纸呢？这算纸吗？一看便知是校办工场铅印的，又脏又破，而那时日本杂志的纸张，柔韧光鲜，差距太大，确实对不起祖宗。我便说：纸质确实太差，大概教研室为节省，自己印的。此后，我特别关注，中国印刷品的质量与进步。

1993年春，我离开日本海边的金泽，来到东京，高田教授退休后，据说觉得闲得慌就去担任村医，从此很少见面。再后来，得知他2007年4月7日仙逝，享年79岁。心里感谢他的栽培和重用，当时他把教室世界领先的几个课题，如丙型肝炎的亚基基因分析和肝窦壁细胞的研究等，交给我实施。我也不怕累，做徒弟，就是要磨练，要担当，才能长本事。

我发现他骂人，只针对学问和礼仪问题，其他一概不管。他的严厉，除性格因素以外，可能与旧时教育有关。武内重五郎教授主宰金泽大学内科时，他担任助教授，是武内的得力助手，武内重五郎调到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后，金泽大学和京都大学的教授们联手组建了金泽医科大学。武内重五郎当时是日本各种版本内科学的主编，可谓内科第一人，据说高田老师的严厉受他的影响很大，如今两人都已做古，都留下许多趣事佳话。

后来科里人说，听不到高田教授的骂声，倒有点不习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说不定“骂育”也是一种教育方式。多少年来，我系领带时总会想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