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作家中岛敦的中文版《山月记》（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出版，2018年12月第1版，2020年11月第15次印刷），被设成为一本线装本的书籍。拿到后，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中国台湾新生代设计师王志弘说的那句话，“对于经常看书的我们，认识作者，认识译者是很平常的事情，却很少去了解书籍的另一位制作者──书籍设计师。如果说内容是一本书籍的灵魂，那优秀的装帧绝对是一本书的再生父母了。”当然，我只停留在对这本书装帧爱不释手的阶段，并没有为此追星般地去确认这本书籍的装帧设计师到底是谁。

《山月记》收录了中岛敦10篇中短篇小说，其题材大多源于中国古典，如《左传》、《论语》、《庄子》、《史记》、《西游记》及唐人传奇。在古代社会，中国强势文化向日本的“输出”以及在日本的影响，是不用多说的。有些日本人因此把中国称为是日本的“文化母国”。令人欣慰的是，时代走到了今天，还有日本作家能够沉浸在中国的古籍里面，巧妙地取材，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日本社会的畅销书，使人们感受到中国文化传播的那种持久力、那种散发力。这，反过来倒可以让我们内心中平添“中国文化的自信力”。当然，我知道，一些人是不爱听这些话的。

《山月记》最后一篇是《李陵》。我听我的老师给我讲过，这是中国西汉王朝至今说不清、道不明的一段公案。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李陵、司马迁、苏武。李陵深陷匈奴敌阵，屡经大战而败，最后不得不留在了那里。从传统的观念看，这就是“投敌叛国”了。作为史官的司马迁没有“随风倒”，而是勇敢地站出来为李陵辩护。结果是因言获罪，在死刑和宫刑面前选择了宫刑。因为他知道“活着就是胜利”，他还有追求，他还惦念着家父大人留下来的那份大业——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套书会成为中国传统正史《二十四史》的“开山之作”——《史记》。为事业而不惜丧失男人生命传承之根的汉代司马迁，与大明王朝为改变社会地位而不惜举刀自宫的王振，那才是绝非相同的两人。而“苏武牧羊”的故事，是我们自幼耳熟能详的爱国主义故事，也是我们今天与孤独和寂寞博弈时候的人生摹本。

中岛敦的《李陵》，显然带有日本人对中国历史的理解，甚至可以看到其中日本生死观与中国生死观的重重关照。从某种意义上，中岛敦把这三位中国汉代的历史人物“日本化”了，或者说是“本土化”了，也可以说是“日本版”了。这也难怪，想一想日本人能够演绎出来三十多个版本的《三国志》，想一想司马辽太郎能够在历史小说中把刘邦和项羽都“日本化”了，就知道日本人所理解的中国历史一定与中国人对本国史的认知是不同的。

需要因此而“爆批”日本作家吗？需要因此而拒绝日本作家写作的中国历史小说的日本版吗？我觉得，大可不必。他们的作品，帮助我们拓宽视野，或者说为我们又打开了一扇阅读的窗户。与此同时，还可以让我们中国读者从另外一个侧面了解日本。

多元的杂交力，让生命更有韧力，让思维更有韧劲。（作者系挤进来的日本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