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和维持一家博物馆或者纪念馆，需要大量且持续的投入经费和经历，这点毋庸置疑。何况，还是一家带有公益性质，主题不那么主流的纪念馆，想要维持下去，何其艰难。

在绿意葱茏的日本中部内陆，在长野县阿智村，有一间名不见经传的博物馆——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创建于2013年的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在谷歌地图上，甚至难以搜寻到它的具体位置。

这也是日本唯一的一所关于满蒙开拓团的纪念馆（在茨城县水户市还有一个关于满蒙开拓团青少年义勇军的纪念馆——内原乡土史义勇军资料馆），建立者希望通过这所纪念馆，研究和普及满蒙开拓团的那段特殊历史，揭示战争的残酷，让和平的警钟长鸣。

以往，这家纪念馆的收入主要有三部分，一部分是门票，一部分是对此类资料有兴趣的个人或组织缴纳的会员费，还有一部分就是公益人士的捐助。

新冠疫情出现之前，满蒙开拓团和平纪念馆正常运营了7年，平均每年都能有大约2万5千人次的到访记录。但疫情开始后的2020年，访客数量减少到10915人，2021年的访客数量虽然有所回升，但大部分都是随着修学旅行而来的中小学生，普通散客少之又少。

地理位置因为相对闭塞，纪念馆附近又没有其他旅游资源可以“报团取暖”，依靠每人600日元的门票价格，想要延续这份记忆何其艰难。而新冠疫情的蔓延，日本入境制度的收紧，外国游客的减少，等等因素都恶化了纪念馆的运维困境。

幸运的是，日前传来好消息，满蒙开拓团和平纪念馆引入新的合作伙伴机制，可以接受来自长野县的支援。这些支援包括，现金支援，无偿租赁地方自治体所有的土地，在改扩建场馆时，能够得到长野县政府等方面的支持。相应的，加入“地方政府伙伴制度”后的纪念馆，也将设立针对地方民众的免费参观日，在地方政府进行相关活动时借出馆内资料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政府前前后后共向当时的中国东北送出大约27万开拓团成员，其中长野县就占了3万，是日本所有都道府县中派出人数最多的。而满蒙开拓团胡和平纪念馆所在的这片区域，派出比例更高，仅仅是附近的饭田和下伊地区，就有8400多人被派往中国东北。

纪念馆馆长寺泽秀文就是开拓团成员的后代，谈及那段历史，他表示，“（开拓团）同时具有加害者和受害者两种身份。希望能够保持中立的客观的态度，把事实真相展现出来，让大家了解、评判。”

副馆长清水可晴，在纪念馆建立之前就一直为之奔走，他同时还兼任饭田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一职，他说，派遣开拓团是一段历史负资产，也是对中国的伤害。中国人把日本战败后留下的遗孤保护起来，把他们养育成人，这段特殊的历史展现了人性的尊严，也带给我们深刻的思考。正因为如此，把满蒙开拓团和平纪念馆延续下去，具有重大意义。他还说，尽管日本政府给予战争遗孤补助和赔偿，但遗孤二代、三代在回到日本社会后，深陷语言、文化等困境，难以融入正常生活，他们也应该得到大众的关注。

另有相关工作人员明确指出，日本自1936年开始推行“二十年百万移民计划”，是战后数十万羁留西伯利亚的日本遗民悲痛的根源，是中国遣返日本的战争孤儿颠沛命运的起点，也是很多人刻意回避的真实历史。在日本战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段历史绝少被人提及，而相关的纪念馆，更是屈指可数。

“战后被刻意隐藏，缺失的那段历史，可以到现场来补上这一课，这不是最大的意义吗？”寺泽秀文的呼吁，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