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受关注的双边经贸关系，无论对中美两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具有高度互补性，互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是，近些年来中美贸易冲突不断。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的借口之一，即美对华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事实上，有数据显示，美国等在华外资企业在中国对美出口中占据了相当份额，而美国企业在华销售总额大幅高于美国对中国出口额。换言之，中美贸易不平衡当中，包含着大量美国企业从中国的“逆向进口”，这不是中国谋求减少对美出口就能解决的问题，中美贸易摩擦事实上具有“美美摩擦”的特点。另一方面，受制于美国限制对华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政策，中国谋求增加对美投资和进口这条路也布满荆棘。

显而易见，中美博弈并不仅限于经贸领域。在美国的刻意围堵和打压下，中国必须另辟蹊径，拓展“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外贸发展空间。中国一方面要继续调整对美关系，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管控摩擦烈度，以保持中美贸易规模相对稳定；同时也要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正在申请加入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多元的角度，多层次地拓展中国经济“外循环”的有效途径。

一、拓展“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外贸发展空间

实际上，市场的客观要求往往走在政策的前头。近年来，由“一带一路”、RCEP、CPTPP带动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与美国对华“脱钩”“筑墙”政策相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胸怀和活力，发挥着填补沟壑、弥合分裂的作用。从2018年起，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始对华加征关税，从供应链、进出口、科技合作、甚至人员流动等各个方面实施对华“脱钩”政策。拜登总统上台后，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对华遏制战略，进一步联合盟友，以意识形态为抓手，在安全、经济、科技等领域全面围堵中国，并呈现长期化趋势。中国企业被迫寻求美国以外的出口市场以减少对美依赖，特别是那些中国在技术领域能够发挥作用的新兴国，积极发展同它们的经贸关系以谋求新的出路。

中美贸易额在2018年达到峰值后呈下跌趋势，2019年和2021年落在墨西哥、加拿大之后（2020年的中美贸易反映了新冠疫情下的“特需”）。2020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较2016年的峰值相比，降幅达64.5%。相比之下，近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快速增长，贸易增速普遍高于中国外贸整体水平。2013—2020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9.2万亿美元。2020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93696亿元，疫情下仍比上年增长了1.0%；2021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11.6万亿元和23.6%，较同期我国外贸整体增速高出2.2个百分点。

其中，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是一大亮点。中国历来重视东盟，中国—东盟自贸协定（ACFTA）于2002年11月签署，是中国第一个多边自贸协定，也是东盟作为整体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协定。2020年11月，以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为契机，该自贸协定大幅升级，先于其他自贸协定，放宽了原产地规则的实施和关税减让，降低了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的准入门槛，这使中国与东盟的农产品贸易增长了13.2%。RCEP借鉴了这一成功经验，将选择性原产地规则的适用比例大幅提高至65.8%，提高了原产地规则的便利性和灵活性。2020年，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逆势上扬，进出口总额达到4.74万亿元，双方首次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5.67万亿元，增长19.7%，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5%。

中国正在“一带一路”沿线积极构建自由贸易区网络。中国已经签署或将要签署FTA的对象国家和地区，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居多，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的升级和RCEP的签署和生效。据中国统计局统计，2020年中国对RCEP其他14个成员国进出口额达到10.22万亿元，占中国外贸总值的31.7%；2021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12.07万亿元和30.9%。中国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有10%来自RCEP成员国。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贸易尚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相比发达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多为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待提升，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将不断扩大，是中国今后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的重要方向。

二、积极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多元化

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首次登上世界首位。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21》显示，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为7399亿美元，同比下降39.4%。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少了55.5％，为3472亿美元，在世界总份额中占比下降了46.9％。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则减少了7.1％，为3871亿美元，因降幅小，在世界总份额中占比上升了52.3％。其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329亿美元，虽然同比下降2.9％，但首次位居世界第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实践“走出去”战略，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上升，2016年创历史新高，达到1961亿美元，同比增长34.7%。但2017年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逐年下降，主要原因是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先后出台了针对中国的经济安保政策，其中包括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审查和限制。2017年10月，日本开始实施修改后的《外汇法》，可强制所谓涉及国家安全的外国投资者出售股票等。2018年8月，美国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强化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限。2020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2016年以来的首次同比增长，增幅为12.3%，达到1537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投资增长58.0%，达到60亿美元，但这是2019年急剧下降49.1%的反弹，与峰值2016年的170亿美元相比，跌幅达64.5%。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态势。2020年中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增长20.6%，达到22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4.7%，创历史新高。其中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阿联酋、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巴基斯坦、俄罗斯等成为主要投资目的地。特别突出的是，中国对东盟投资趋于活跃。2019年末，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按库存计算）为1098亿美元，超过欧盟的939.1亿美元和美国的777.9亿美元。可以看出，由于美西方针对中国加强对外商投资的限制，中国正在将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转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三、RCEP——多层次拓展中国经济“外循环”的有效途径

RCEP由15个成员国组成，该协定覆盖的总人口、经济总量和出口总额均占全球总量约30%。按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RCEP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量将超过其他区域贸易集团，成为世界贸易的重心。

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RCEP正式生效后将逐渐取消90%的货物贸易关税，乃至最终实现零关税；并通过针对投资、知识产权和电子商务等贸易活动形成规则，预计将使域内贸易额增加约420亿美元。而且，整个亚太地区也将受益于RCEP的关税减免，大多数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将大幅降低。

RCEP还拉近了中日韩三个东北亚重要国家的经济关系。中日、日韩之间过去没有签订FTA，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安全等各种复杂因素，使三国长期以来三边自贸区谈判未果。如今RCEP使三国通过多边FTA联系在一起，有了这一基础，中日韩FTA谈判进一步成为可能。这不仅是经济上的关键一步，也是政治上的重要一步。由于担忧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日本曾坚持拉印度“入群”，结果延缓了RCEP的谈判进程。最终日本政府决定签署RCEP，凸显了利益考量。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测算结果显示，在参与RCEP的15个国家中，因下调关税受惠最多的国家将是日本；在有望增加的420亿美元的域内贸易额中，约200亿美元将惠及日本。日本政府发表的RCEP经济效果评估报告也显示，RCEP生效后，日本将是受惠最多的成员国，最终有望使GDP提高2.7%，其经济效果超过日本迄今签署的所有贸易协定，对促进日本经济复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奉行“脱亚入欧”政策，至今仍自诩为“西方阵营的一员”，中国也视其为“西方发达国家”。现在日本在地缘政治上虽然依旧追随美国，但是在经贸关系上，通过加入RCEP、主导CPTPP等，已经越来越把自己和亚洲、特别是东亚捆绑在一起。

RCEP实施后，中国不仅将首次与日本建立自由贸易关系，使我国自贸伙伴数量增加到26个，而且中国对外贸易中的自贸覆盖率将提高至35%。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有超过1/3的进出口贸易得到规则保障，域外势力介入的政治和经济风险也有所降低。同时，中国可降低对美欧市场的依赖程度，纠正因外贸市场过度集中于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而造成的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率偏低、外贸壁垒风险大等问题，有效增强中国经济“外循环”的韧性。

RCEP是中国和其他东亚成员国参与区域贸易投资合作机制的重要尝试，有助于新兴领域规则的制定，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中国应把RCEP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平台，努力优化区域内部营商环境，增强和协调中国与其他成员国的经贸关系，深化区域内价值链分工合作，以更好地融入区域和全球供应链网络，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除了经济规模之外，RCEP还具有地理、历史上的连续性。中国与东北亚、东盟各国的通商具有悠久、厚重的历史传统，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成员国要在地理相近、人文相亲的基础上，努力构建现代化、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RCEP高水平、高质量发展。（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