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生活的华人华侨，从2021年开始，在抵抗疫情的同时，也在对抗经济的压力。这份压力，除了是因为疫情导致工作受到负面影响，进而直接影响到个人薪资和家庭收入以外，日元贬值导致的物价上涨，也在生活消费等方面直接挤压了家庭的收支平衡。

一直以来，日本的收支水平被贴上了“高收入、高消费”的标签，在很多未曾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看来，这样的“双高”标准符合发达国家的特征。而只有在日本长期生活和工作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其中的尴尬——收入的增长速度已经跟不上物价的涨幅了，尤其是在日元贬值的情况下。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的经济呈现低增长的态势，普通工薪阶层的工资水平上涨乏力，有些领域甚至出现零增长的情况。但另一方面，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却在不断攀升，直接反映在恩格尔系数的上升。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作为统计学的一个定律，从19世纪以来就被当作消费机构评价的重要指标。它通过计算食品支出总额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例，来评价家庭以及国家的富裕程度。一个家庭或个人收入越少，用于购买生存性的食物的支出在家庭或个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恩格尔系数较高，作为家庭来说则表明收入较低，作为国家来说则表明该国较穷。反之，恩格尔系数较低，就表明家庭收入较高，国家较为富裕。目前公认的恩格尔系数区分标准为：达到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一个国家或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是在不断变化的。日本的恩格尔系数在1985年为最高，约为25.7%，之后逐年急剧下降，2005年时最低，为21.5%，之后便逐年增加，在2015年达到30年里的最高值24.5%。2021年1～11月超过25％，为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水平。 因此从恩格尔系数来看，日本虽然属于富裕国家，但从民生角度而言似乎又在向着不太乐观的趋势发展。

事实上，鉴于疫情这一特殊情况，很多因素导致了日本恩格尔系数的显著变化。主要原因是由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影响，人们的出行和社交明显减少，女性化妆品类的需求缩减，这就导致相关费用的支出大幅缩减，使得食品费用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相对提高。再加上，2019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消费税税率从8%上调至10%，从而引发了一股耐用品抢购潮，很多日本家庭提前完成了家电家具的置换和购买，而这部分的消费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成为家庭开支的内容，也会导致恩格尔系数的上升。

如果说恩格尔系数只是一个评价生活水平的参考指标，那么日元贬值带来的进口物价持续走高，让很多日本家庭都有负担加重的切身之感。此外，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日本民众的购买力下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日本经济新闻》曾刊登出一组数据比较：购买一部苹果iPhone13手机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在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例如，英国Money super market基于各国的月薪进行计算后得出，在日本需要工作72个小时才能买得起iPhone13，但在售价高于日本的澳大利亚和丹麦则仅为约60小时。而对日本来说，通过放宽限制和提高劳动力技能等创出附加值高的商品和服务、培育不易受汇率波动影响的产业，既是避免日元贬值带来负面影响的对策，也是避免疫情贫困化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