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行匆匆。转眼之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走过了50周年的路程。这其间，中日两国的经济交流，成为中日关系的稳定器，发挥出非同凡响的作用。面向下一个50年，日本企业希望通过什么能为促进两国友好平稳地发展、乃至对解决世界共通课题做出贡献呢？

日前，《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与《日本华侨报》联袂采访了第一家在中国深圳前海OTC挂牌展示的日本企业——志骋环保科技（深圳）有限公司（Zann Corporation Group）集团董事长中村龙道。

日企应与中企携手进军世界市场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深圳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经济特区，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程度甚至超越上海等大城市。记得2021年11月，您引领集团成功在中国深圳前海OTC挂牌展示，可以说是在经济层面为促进中日友好交流踏出了崭新的一步。请您谈谈今后企业在中国将如何开展业务？

中村龙道：今天的深圳，已是被称为“亚洲硅谷”。事实上，早在15年前，我就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巨变、腾飞。同行的中国朋友用储值卡支付出租车车费。这样的“无现金”支付方式令守旧派的我大受震撼。现在回想此事不禁感慨，或许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基础早已在那时就开始建立。

以我自身亲眼见证的中国经济发展为基础，我们集团将主要围绕“数字化”开展业务。例如，开发环境、IT、生物、医药、医疗、健康食品、精密仪器、能源等领域的技术。此外，我们还正在帮助一些拥有先进技术却不为人知的日本中小企业，通过深圳向全世界宣传其独具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产品。目前，集团为多个技术项目启动宣传，并博得外界的高度评价。其中，部分项目已经进展到业务合作与出资、投资的协议阶段。

当前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已发生变化。日本企业应尽快调整认知，不仅要进军亚洲最大的市场——中国，更要与中国企业共同合作，携手进军世界市场。

从邻人到友人需要时间过程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已经40余年，日本在进军中国市场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案例，也经历过挫折和失败。中村会长是如何处理与中国相关业务的？您如何看待人际交往和人脉的重要性？

中村龙道：最初，我是以“不收获利益只收获人心”为出发点，秉着“开拓精神”前往中国。坦白地说，过去全然没有考虑过在中国开展事业，只是单纯地想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和中国人成为朋友。

在中国度过的最初几年，一味地想积极建立人际关系和信赖关系，也许因为心情过于迫切，也有过遭受挫折、甚至上当受骗的事情。我看到一些日本企业家，一旦出现了这种状况，对中国的态度和情感就立即转变了，变成了仇，变成了恨。但是，我觉得这和日本那句四字熟语一样，“十人十色”，社会上总是有各种各样人存在的。遭受挫折，遇到问题，首先要反省自己，看看是文化差异造成的，还要语言不同造成的，是社会习惯不同导致的，还是个人品行问题。也就是说，遇到问题要冷静，不灰心，一定要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邻人来到中国的，从邻人到友人肯定是有相当的距离。这里面，最为重要的是心的交流，而心的交流不可改变的就是“初心”。花费了10年之久，也在日中两国之间往返数百趟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所谓“被欺骗”，根本原因在于自身没有彻底了解与日本存在巨大差异的中国文化和习惯。此外，我还学习到，当一件事情无法通过电话或邮件传达清楚时，应当与对方面对面地真诚交流，这是我与中国人建立信赖关系的心得，也让我得以实现“不收获利益只收获人心”的初心。

西乡隆盛是中日深厚友情的证明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克服艰难险阻东渡，将佛教传播到日本的鉴真和尚，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主导日本现代化之开端——明治维新的西乡隆盛，在中国也十分知名。可以说，中日两国人民对彼此国家的历史人物也抱有崇敬之情，积极学习借鉴。您如何看待中日两国的这种深层的文化交流与文化共鸣？

中村龙道：我曾经听说，新中国的伟大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年轻时决定离开故乡韶山前，曾改写过西乡隆盛喜爱的诗，但他对诗的第一句“男儿立志出乡关”却是只字未改。由此，我感受到日中两国先贤的共同点——志向远大、格局广阔。

我的故乡鹿儿岛县，也与中国有着相似的一面。鹿儿岛县因地处日本南端，许多人对它有刻板印象，认为那是一片偏远封闭的土地。事实上，它也有积极进取、活力四射的一面。例如，中国唐朝的鉴真和尚克服艰难险阻，第六次东渡日本的上岸地点就在鹿儿岛县。日本的战国时期，从西洋传入的新式武器铁炮也是从鹿儿岛上陆后传播到各地的。日本江户时代，尽管有闭关锁国的政策，鹿儿岛县却通过走私贸易蓬勃发展。德川幕府末期，日本被迫开国，也只有鹿儿岛县（萨摩藩）和山口县（长州藩）与列强交战。西乡隆盛正是在这样一片具有开放意识的风土中成长，心怀开放意识走出了鹿儿岛，成为主导明治维新、改变历史的伟人。

与此同时，以西乡隆盛为首的维新志士们也是以中国清朝为鉴，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辙，遭列强侵略瓜分，在复杂的世界局势下带领日本走向了繁荣。反过来，西乡隆盛又成为中国近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黄遵宪、王韬等人的学习对象。

因此，从历史角度来看，西乡隆盛可以被视作日中两国深厚友情的证明。我发自内心地向鹿儿岛县的先贤学习，并且将以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今后为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战略互惠走向战略双赢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 2021年11月，“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决议。中日两国当前正在密切合作，为解决能源问题、灾害防范对策、实现脱碳化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全球共通性的课题做出贡献。您如何评价两国之间的合作？

中村龙道：对，我认为，日中两国一定要有共同体意识。日中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我们应该成为“人类命运体”的共同组成部分。

在日本，以中小企业或个人为主体的发明和技术创新一直存在。但是，利益结构的弊病也常常导致中小企业和个人事业无以为继。举例来说，我们正在深圳开发的零碳可持续发展能源技术，发明者是日本人，但过去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能被日本市场重视。

日本拥有各种各样的优势技术，不应空藏美玉，而应当灵活运用以造福全世界。日本技术若能借助中国的资本力量和市场力量，便可以迅速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投入使用，助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日本本身也可以获利。

在当今的世界，不要总是考虑谁援助谁，那实际上是一种冷战下的思维意识，是希望通过援助来改变对方的一种策略，根本性的矛盾最终还会暴露出来的。现在从事事业的出发点，应该考虑是不是会出现“双赢”。有望实现双赢，这项事业就有可能积极向前推进；如果只是单方面获利，那肯定无法持久的。

所以，未来50年的中日关系应该从“战略互惠”转向“战略双赢”。这也是我作为企业家的一个建议。

在数字化和金融安全方面加强合作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未来希望为中国做出怎样的贡献？

中村龙道：日中邦交正常化50年了。这段时间，看起来很长，有半个世纪了。实际上，如果把它放到日中两国二千年交流的历史长河中去考虑，它又是很短的。

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50年的历史，让我最为感怀的就是大局观与决断力。想一想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日中两国可以说就是敌人，那个时期的日中关系比现在不知道困难多少倍。但是，那时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还有我们鹿儿岛出身的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他们都是持有大局观的优秀政治家，敢于“求大同，存小异”，以非凡的决断力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

在日中交往过程中，既不能完全感情用事，又不能冷漠无情。我在中国开拓事业的过程中，也遭遇过一段日中关系跌入深谷的时期。当时常常听到“我讨厌日本、讨厌日本人”的话语，我也曾数次为无法改变的过往历史向中国朋友做出真诚的道歉，提议共同面向未来。值得一提的是，一位中国朋友听到我的道歉后表示，“我过去不喜欢日本人，但现在我喜欢上中村先生了！”我与这位朋友的交情已长达十年，他的企业也随着中国的发展成长为大型企业。

在中国有反日群体，在日本也有反中群体。要促进日中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首先需要日中两国民众相互知道和理解彼此的优点与缺点。在我看来，在促进民众间相互理解方面，数字化也可以发挥作用。我们集团在中国市场开展的业务虽说是以数字化为中心，但数字化和IT有着本质的不同。数字化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IT是机械与机械的联系。我们集团的数字化业务正是围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展开的，例如通过Zoom会议开展“日中数字化讨论会”。从个人交往到商务交流，分类别分年龄层进行讨论，以促进两国民众对彼此的理解。

由民众主导、为了民众的“日中数字化未来讨论会”，若能频繁、持续地举办下去，一定有助于迅速深化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和友好交往。此外，过去因为错误、偏差信息导致的两国民众对彼此的误解，也可以通过数字化来修正。

我衷心希望，能够灵活运用企业的优势，通过确立“次世代型日中数字化实行团体”，为日中两国的正确发展做出贡献。

最后，我想提及的是，我这次接受采访期间，正是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紧张激烈的时刻。美国与欧洲集团对俄罗斯进行前所未有的金融制裁，这就把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问题凸显出来。这不仅仅是一个现实，更是一个教训。未来，日中两国如何维护金融安全，应该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采访后记

采访中村龙道先生的时候，我总有一个遗憾，那就是他不喝酒，无法进行那种开怀畅饮后的深谈。与此同时，我又总是为他那种对乡土、对先贤、对中国的真挚情感而感动，让人体会到“无情未必真豪杰”的真意。此外，他考虑问题的那种远见，那种对未来的着眼，都是让我肃然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