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进入第50个年头。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时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与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在1978年共同参与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而福田赳夫的儿子、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又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8年签订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两个条约与声明，被称为中日关系四大政治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半个世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和《日本华侨报》联袂采访了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倾听他对那段历史，以及对中日文化交流、中日关系未来走向的看法。

日本认识到了中国的巨大潜力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1978年10月，您的父亲——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与正在访日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共同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批准书互换仪式。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的第一次访问日本。当时的日本社会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对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

福田康夫：日中两国的关系建立在两千年交流史的基础上，所以两个国家对彼此的文化亲近感都很强。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中关系有过一段非常不幸的时期，但相亲相近依旧是不变的感情基调。

在1978年的那个年代，许多日本人都对中国心存敬意，因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发祥地之一，而日本是在继承了中国的文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没有中国就没有日本。这是大多数日本人的想法，所以大家都渴望能够化解那段不幸时期的问题。

50年前的日本和中国，不仅政治体制不一样，在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上也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日本人知道，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国家，并且知道，未来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

日本当时非常渴望尽快与中国构筑良好关系，共同面向未来，携手发展。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民众基础，才最终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

运用智慧构建互不威胁的关系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如您所说，中日两国之间有着2000年的交流史，但在近代却走向了战争。基于两国间的过去，您认为日中关系在未来的理想状态是什么？

福田康夫：在我看来，日中关系绝对不应该是敌对的关系。尽管两国的政治体制与主张有所不同，但两国关系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互惠互利的双赢关系。事实上，即便是在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前的那段时期，日中两国也是尽可能的在经济、文化、艺术等领域保持着交流。

在恢复邦交正常化以后，尤其是在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以后，各领域间的自由交流与合作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当时的两国关系，是相互信赖和相互支援的关系。中国向日本提出委托的时候，日本的回应是“只要是能力范围内的，一定尽全力支持。”当日本向中国提出委托的时候，也会得到同样程度的支持。

维持这种关系的原动力是什么？是日本认识到了中国拥有的巨大潜力，因而站在了与中国友好交往的基本立场上。

自《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来，尤其是在最近10年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随之增强的还有中国的军事实力，这就令日本人感到了威胁。作为邻国，我们希望能尽量减少这种威胁，希望今后也能与中国保持安心稳定的友好关系。

另一方面，在中国看来，《日美安保条约》仿佛是日本的一种“武力支柱”，并且不希望日美安保关系对中国构成威胁。因此，我认为，日中两国当前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就是建立一种互不构成威胁的关系。要运用智慧而不是运用蛮力，让彼此都在对方身上感觉不到威胁。

博鳌亚洲论坛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2021年是博鳌亚洲论坛成立20周年。您曾经在2010年至2018年担任论坛理事长，目前也担任咨询委员会主席。您如何评价博鳌亚洲论坛的时代意义？

福田康夫：我在2010年就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时，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即将迎来迅猛的经济腾飞，GDP也将超过日本。在我看来，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所以GDP也总有一天会是日本的10倍，实现这一经济规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博鳌亚洲论坛于2001年在中国海南省琼海市博鳌镇宣布成立，后来成为包括日本、中国、澳大利亚、印度、泰国和菲律宾在内的26个成员国共同建立的民间智库和对话平台。

当时的中国，十分渴望成为国际社会上活跃的一员，并且需要在国际社会上广交好友，因此在我看来，博鳌亚洲论坛的成立，就是中国在向世界传达这种愿望。

当时，每年在瑞士召开一次的达沃斯论坛，是全球最为著名的经济论坛。而我们的博鳌论坛，可以说是“东方的达沃斯”。

当然，博鳌论坛并非模仿达沃斯论坛，而是中国面向全球的一扇窗口，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也是希望博鳌论坛能发挥窗口的作用，同时我也愿意为打开这扇窗口贡献力量。

日中两国共同推进整个亚洲的文化交流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为了促进年轻一代相互交流、增进理解，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您于2019年牵头成立了亚洲共同体文化交流机构，并担任会长。是什么契机促使您想到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

福田康夫：日本、中国、韩国同属汉字圈，有着共通的文化基础。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他也认同这一看法，并倡导构建一个能够促进亚洲文化合作与交流的机构，这便是我成立亚洲共同体文化交流机构的契机。

当时，日韩关系处于低谷，日中关系也并非一帆风顺。但这是三国间政治层面的问题，并没有波及到国民感情，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依旧一片欣欣向荣。因此我坚信，国与国之间就应该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即使高层有分歧，也不妨碍国民广泛而自由地进行文化交流。

我认为，这种理想关系的建立，应该率先从日中韩三国开始，而中国方面的提议是，应该从亚洲开始，并逐渐辐射全球。所以机构的名称就定为亚洲共同体文化交流机构——你看，这个名称的确立就是一种日中合作。

解决全球性课题离不开日中两国的合作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近年来，您与许多中国高层对话，持续不断地推进两国的友好交流。但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当下，却似乎看不到一种热烈的庆祝氛围。您认为日中两国应该如何步入下一个50年？

福田康夫：如果两个国家都感觉到来自对方的威胁，自然就无法友好相处。只有从面目狰狞变成笑脸相迎，才有可能拉近彼此的距离。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国之常情，政治家更需要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目标，是让两国国民笑脸相迎，而不是面目狰狞。

关于日中关系的未来前景，我认为，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需要共同面对的严峻课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政治家的引导，也需要每一位国民都付诸行动。比如低碳消费和节约能源等。只有每个国家和每位国民齐心协力，才能有望改善地球环境，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超级大国，占地球人口总和的20%，所以对地球环境的保护也肩负着更大、更重的责任。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性课题，需要全人类的通力合作，在这一问题面前，人类应该无暇战争。因为战争会消耗能源，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所以说，维护和平就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法之一。

在这一问题面前，日中两国有必要尽快围绕合作打造可持续发展社会展开探讨。在全球性危机面前，日中两国的合作极为重要。

采访后记

作为一个华媒记者，我与福田康夫先生在各种场合有过多次交流。我一直深深地敬佩福田赳夫与福田康夫父子传承，为发展中日关系做出的贡献。事实上，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和稳定，也需要很多这样的“家传”。这样的日本政治家越多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