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有一个地方叫“养虎巷”；北京，有一个地方叫“虎坊桥”。对南京的“养虎巷”，有两个传说。其中传说之一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从各地搜罗诸多奇珍异兽，豢养在御花园的西南角。后来，包括老虎在内一些比较难以驯服的动物，就都安置在“养虎巷”了。传说之二则是明太祖朱元璋因为久坐龙椅，也不懂得做做体操活动活动，导致四肢关节疼痛难忍，宫中御医就开出虎骨泡酒的药方。为了能时常喝上虎骨酒，朱元璋便下旨在城外圈养老虎。其后，明太祖朱元璋第四个儿子朱棣从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过皇位，干脆把帝都迁往自己做燕王时的封地北京。南京的“养虎巷”从此名不副实。

而北京的“虎坊桥”，据说原来也是养虎的地方。但到底如何，好像没有人能够说的清楚。史书上记载明宣宗在位期间，特别喜欢尚宝少卿程南云。有一天，身在皇宫的明宣宗派手下人把一只老虎放进程南云居家旁边的一间房屋内。然后，明宣宗召程南云上朝。程南云打开家门后，这只老虎也“噌”地一下子从旁边窜了出来。吓得程南云屁滚尿流，“久始定”。明宣宗在皇宫见到程南云后哈哈大笑，说“朕请你来，就是要给你压压惊的”。史书对此用了“戏弄”二字。这说明明代宫廷的确是养虎的。此外，《明史》卷三百七《江彬传》也称明代正德皇帝经常“博虎为戏”，这显然是训练出来的老虎。由此进一步说明明代宫廷是养虎的。但是，“虎坊桥”是不是明代宫廷养虎的地点，到现在也没有定论。

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日本东京有一个地方叫“虎之门”。而日本是一个不出产老虎的岛国。据说，当年日本侵略朝鲜，把老虎作为战利品带回日本的。“虎之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豢养朝鲜老虎的地方而得名。唉，什么事情，一与战争挂钩，就显得有血腥味道。

话说回来。据《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七记载：洪武五年（1372年）十二月，一位宦官给明太祖朱元璋上奏，请求增加饲养老虎的肉食。朱元璋的回答是：“养牛以供耕作，养马以赀骑乘。养虎欲何以用，而费肉以饲之乎？”看看，朱元璋明明白白地认识到：“养牛可以耕地种粮，养马可以作为交通工具，养老虎有什么用呢，这不是白白浪费肉食吗？”最后是把老虎送给朝廷服务机构——光禄寺了。“他禽兽悉纵之”。尽管如此，洪武六年（1373年）十一月，陕西文县土官千户赵伯达抵达南京，还是进“贡马二、虎二并虎、豹、狨皮”。这两条史料或许可以为明代南京“养虎巷”做一个补注的。

值得记述的是，在明代初年，打虎往往成为政绩的表现。其事例之一：洪武四年（1371年）四月，明太祖朱元璋提拔王廉担任渑池县县丞。而“渑池之境，旧有虎害，耕夫行旅甚苦之。”王廉上任以后，在城隍庙发布文告，“词甚激切”，堪称讨虎檄文。后来，不知道王廉具体用了什么方法，反正是“已而虎遂绝迹”。为此，王廉被看作是“明经有治才”，打虎有政绩，被明太祖朱元璋提拔到陕西布政使的官位。

其事例之二：洪武十二年（1379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把袁州府通判随赟提拔为广东按察使。这个随赟，原来是山东即墨人，有着山东大汉的特点，“性果敢，有才略”。他担任六安州英山县知县的时候，“县民有为虎害者”。随赟也是在城隍庙发布文告讨虎，结果是“虎遂死于民被害，所斩其首，悬之城隍庙门，虎患遂息。”后来，拥有打虎政绩的随赟先是升任袁州通判，又因为“政简而事治，流民归业，田野垦辟，郡人德之，立碑以纪善政”，被明太祖朱元璋提拔为省级干部——广东按察使。

其事例之三，洪武八年（1357年）五月。陕西按察司佥事虞以文上疏，称巡视期间发现“其民多居深山，少处平地，其膏腴水田除守御官军及南郑等县民开种外，余皆灌莽弥望，虎豹所伏，暮夜辄出伤人”。结果是明太祖朱元璋“善其言”，下诏给陕西行省，让他们负责讨虎，也给他们一个创造政绩的机会。

其事例之四，洪武十四年（1381年）十二月，明太祖朱元璋接到上报，称“常德府言其地多虎，居民患之”。于是，明太祖朱元璋“命选留守中、左、右三卫勇敢之士，凡百八十三人”，由唐哈散带着前往现地讨虎。这位唐哈散是“回回人，善捕虎”。其结果如何，我在史书里面没有看到答案。但是，我推测：这样来自帝都的“朝廷讨虎队”，没有讨虎战果，是无法回来交待的。

其事例之五，明成祖永乐年间，江西人谢子襄先是在浙江青田县担任知县，“有惠政，岁满民奏留之”。明成祖一看这是好干部，就把他提升为处州府知府。当时，“郡多虎及旱蝗”。谢子襄就在神前祷告，结果是大雨倾盆而降，“二蝗尽死，虎亦遁去”。看看，老虎能够被这位知府给吓跑，这种讨虎政绩可是了得。

其事例之六，明代后期，著名文学家冯梦龙以61岁的高龄担任福建寿宁县知县，面临的是“群虎往来七都地方，行旅艰难，时或踰东西二涧入城，损伤人畜”的现状。后来。冯梦龙又是设“虎阱”，修城门，规定捕获一只虎赏三金。上任四年，为民除虎害，创下了“打虎政绩”，赢得了民众的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