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家数字时代的综合性商社，trans cosmos株式会社通过提供IT外包服务，将网络与现实相连，成为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可信赖的桥梁和纽带。代表取缔役会长兼CEO船津康次的祖父，是与孙中山等彪炳千秋的中国近代革命志士结下深厚情谊，将毕生精力投入日中友好事业的外交官船津辰一郎。如今，船津康次作为日本中华总商会的理事，也在从民间层面推动着中日两国的经贸往来与合作。

适逢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与《日本华侨报》记者联袂采访了船津康次，听他讲述祖父船津辰一郎的故事，以及对日中关系未来走向的展望。

中日历史上的“船津和平工作”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您的祖父船津辰一郎为推动中日友好做了很多实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际，追思故人，尤显意义非凡。能谈谈您对祖父的了解和认识吗？

船津康次：祖父船津辰一郎是一位外交官，从明治时代到大正年间，再到昭和初期，身为外交官的祖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即使卸任后，他依然留在中国生活，以普通人的身份，将推动日中友好当作毕生事业来坚守。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当时的昭和天皇看来，日本和中国应该保持相对稳定的关系，因此采取了“不扩大政策”。然而，日中关系很快陷入一触即发的险境，为了解决这一紧张局势，日本外务省委托祖父以民间友好人士的身份与中国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祖父先后担任了日本驻香港和南京的领事，以及驻天津和上海的总领事。长年工作在对华外交的第一线，与中国的多位政要和公众人物都有往来，也正因此，他才会被日本外务省委以重任。

祖父与南京政府的和平谈判在顺利推进，日本军方却进入开战状态，和平谈判因此失败。这次谈判，在历史上被称为“船津和平工作”，自此以后，日本走上了扩大战争的道路。

1940年，祖父受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松冈洋右的委托，与重庆的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在交涉中，由于日本军部的介入，和谈再次以失败告终。也正是自那时起，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被引燃。

可以想见，当时的祖父极度的失望。尽管如此，他依然选择留在了中国，并在72岁那年迎来了日本的战败。为了让留在中国的日侨顺利归国，祖父以上海为根据地，到处奔走，前前后后忙了一年多，这也是祖父生命中的最后一份工作。在把大家分批送回国后，他随着最后一艘运载归国日侨的船只返回日本，却因积劳成疾，在次年就溘然长逝了，享年73岁。

在中国担任总领事时的船津辰一郎

我想，祖父一定是带着遗憾离开的。他将毕生奉献于日中友好，也在日中外交史上留下了色彩鲜明的一笔，却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坦白的说，1972年的我还只是一名学生，当时并没有认识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但随着年岁增长，我渐渐理解了祖父为日中友好事业贡献的一生，再回想50年前近代的日中关系终于可以重启“友好”，不由得深感震撼，同时又深感欣慰。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能冲破一切隔阂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船津辰一郎先生的生涯，对您的成长道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船津康次：我生于1952年，那时祖父已经过世。尽管没有和祖父共同生活的记忆，但通过多个渠道拼接出祖父的形象，他是一位公平、正直的人。

外交官的身份，要求他必须肩负国家的使命，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一直秉持日中友好这一理念。无论外界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动，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从不动摇，也无惧世人的误解。

祖父非常珍惜人与人之间的缘分，重视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我想在此引用一下他人对祖父担任外交官那段历史的回顾，“即使在日中政局波谲云诡、危险重重的年代，只要走入船津的府邸，就只见友谊，不见敌意，来宾们谈笑风生，真是不可思议。”

我认为，正是由于祖父一切从心出发以人为本，所以他才能在战局中推进和平工作的进行。

1912年，时年39岁的祖父担任日本驻南京领事。在此期间，他与推动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等人，包括后来的袁世凯政权的要人，都有深入的交流。这些过往，被祖父写入了日记里。

第二排左起第四人为孙中山，孙中山的右侧为船津辰一郎，1922年摄于中国上海

1921年至1922年间，祖父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1921年的上海成立的。祖父还留下一张1922年与孙中山先生的合影。1924年，孙中山先生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他在上海曾经与祖父有过多次会谈，直至1925年去世。

要建立和维护一段人际关系相当不易。祖父是真正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的，我对他的处事风格极其钦佩。

日本不能停止向中国学习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在中日关系紧张的历史时期，船津辰一郎先生却始终守持信念，他的精神令人感动。中日邦交正常化走过50年，今天依然存在难以化解的分歧。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船津康次：的确如此，但越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越是要重视交流，建立往来。作为一名经营者，我认为，日中的经企界人士首先应该互通有无、增强沟通、紧密联系。

日本与中国，互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交流史源远流长，遣隋使、遣唐使更是为世人熟知。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汉字的传入，日本人可能不会使用汉字，也没有自己的语言。奈良的平城京也好，京都的平安京也罢，都是依据中国都城的规划建成的。在文化上，日本受到了中国的太多恩惠。

明治维新以后，中国向日本派出了数量可观的留学生，学习日本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经验，其中不乏日后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仁人志士。

遗憾的是，由日本军部引发的侵华战争，将日中两国的友好交流斩断。战后，直到1972年，两国才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一批批代表日本先进技术的优秀专家与中方展开紧密合作，不断推动经济技术层面的交流。

千禧年之后，我个人也开始深入的参与到对华业务中来。令我感到痛心的是，日本的许多经营者都不了解中国，甚至对中国抱有误解。

上海特思尔大宇宙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社内风景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作为战败国的日本，通过依附美国积蓄了经济实力。由于当时日中没有恢复邦交正常化，日本对于中国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日本的经营者仅能通过经济发展排名来臆测日本已经远超中国，并且逐渐丧失了向中国学习的意识。

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访日。日本社会普遍意识到曾经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伤害，希望通过积极地对华技术合作，为促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尽一份力。

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头几年，日本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严重认知不足，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经济腾飞的基础。

有目共睹，今天的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就IT领域而言，日本已经落后世界3至4个发展阶段。中国以IT领域为首，在电动汽车、无人机、医疗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等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在日中四个重要政治文件里，就包括2008年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我认为，“战略互惠关系”应该始终成为日中两国共识，日本社会应该抱着与不断前进的中国一同实现经济发展的信念。这点，至关重要。

世界经济必将迎来一个属于亚洲的时代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不论是历史关系还是个人选择，您与中国都渊源颇深，作为日本中华总商会的理事，您也从民间层面推动着两国的经贸往来与合作。能谈谈您对日中关系未来走向的展望吗？

船津康次：谈到日中关系，不应该以十年、二十年为时间节点，而是应该以百年为单位。中国就是这样一个从长远出发的国家。

或许，我们可以把一个国家比作一个闭合的整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推动其前进的各行各业的人们。因此，在经贸领域，如果人与人之间紧密维系，朝着一个共同的方向奋进，即使在某一些层面出现破绽，最终也能达成目标。

未来，需要脚踏实地的创造，日中两国与其局限于眼前的患得患失，不如正确认识历史，用积极的态度探索未来。

不久的将来，世界经济必将迎来一个属于亚洲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包括中国，还包括韩国和东盟诸国。亚洲将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位置。对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认识，2022年尤其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2022年1月1日启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关系到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10国等成员。RCEP势必会成为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经济圈。在RCEP诸成员国之中，中国无疑是最具经济实力的国家，紧随其后的，就是日本。因此，日中两国应该在RCEP中发挥引领作用，发挥更大的经济潜力，推动和强化区域经济继续向着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