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明党籍的参议院议员矢仓克夫，是精通日美两国法律事务的专业律师，却在2006年放弃在美国的律师业务毅然决然远赴中国，进入复旦大学深造，后又在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积累经验。学成归国的矢仓克夫作为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代表，参与了中国限制稀土出口问题的谈判。

2022年2月，《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和《日本华侨报》带着中日深入合作、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采访了矢仓克夫。“在坚持观点的基础之上，充分理解双方的背景差异，寻找一切可能，冷静克制地进行对话和讨论”，是矢仓克夫就中日关系发展给出的建议。

旅居中国期间，经历九死一生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据我们了解，您在中国学习、工作了近两年时间。在旅居中国的这段日子里，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矢仓克夫：我是以留学生的身份赴中国上海的，就住在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里，和其他同学一样，吃着3块钱（当时约为45日元）的炒面，埋头苦学。我和两名中国学生是“互相学习”的关系，我教他们日语，他们教我中文，在这个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们是历史系的学生，我也旁听过他们的课，但完全听不懂。课余时间，我们一起打乒乓球，一起去旅行。现在回想起来，那依然是一段值得怀念的美好时光。

其后，我进入北京的金杜（King & Wood Mallesons）法律事务所工作。由于此前在日本工作时主要负责与金融相关的案件，我就尽自己所能为中方负责房地产流通化和证券化的专家介绍经验，并因此与很多中国同仁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回忆起旅居中国的那段经历，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一场车祸。那是回国前的最后一次旅行，我和复旦大学的朋友一起乘坐观光大巴前往世界遗产九寨沟，途中遭遇了严重的车祸。

事发当天，天气不太好，但行程安排的又很紧凑，我们所乘坐的大巴在山路中疾驰，车上旅客都昏昏入睡。突然间，大巴失控般的冲出公路，撞断护栏，我也被严重的冲击撞醒。万幸公路外侧还有一道堤坝，那一瞬间，真的有“九死一生”的感觉。我赶紧帮助朋友打破车窗玻璃，一起逃出事故车辆。旅客中有摔伤的，有骨折的，我们彼此搀扶着、相互鼓励着，一起前往医院治疗。

我虽然是大巴上唯一的外国人，但也是唯一的律师，所以在大家的委托下，由我负责与观光大巴公司谈判。最终，我们争取到了合理的赔偿，大家都激动的哭了。共同经历生死的一群人，早已超越了国籍的鸿沟，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同生共死”的感觉，也是我一生的财富。

数字化社会是日中双方实现共赢的契机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中国在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入，用20多年时间就建成了世界一流的“数字化社会”。您是如何看待这一变化的？在构建“数字化社会”的过程中，中日两国在哪些领域可以深入展开合作？

矢仓克夫：中国做了充足的准备，制定了包括消除数字化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计划，稳步推进“数字化社会”的建设。从社会生活层面看，“无现金支付”的普及速度令人叹为观止。目前，“无现金支付”在日本仍面临手续费用过高等难题，在这些方面，中国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

当然，在对待用户的个人信息方面，日中两国的理念迥然不同，所以日本不能单纯地照搬中国模式。不过，在某些方面，比如远程办公，尽管日本遇到了利用数字技术以实现哪里都可以办公的契机，但却没能把握好机会。因此，在借助数字技术解放思想、改革意识方面，中国确实有许多值得日本学习的地方。

说到合作，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访日时，宾主双方曾经交换过意见。中方表示，希望向日本学习介护和环保等方面的经验。虽然有点偏离建设“数字化社会”这一主题，但我依然想说，如果能够借助数字技术打破国家之间的界限，充分交流和共享日中两国的经验和优势，交换各自解决社会问题的国家智慧，共同推进“数字化社会”建设，就能够实现日中双方的共赢。除了介护和环保问题，全球变暖等问题也需要日中双方达成共识——地球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

如果只顾国家利益而不顾地球利益，最终也将反噬其身。日中两国应该以大局为重，站在合作发展的立场上，为实现两国的共同利益而努力。这也是我作为公明党议员，所要发出的呼吁。

日本应该加强在国际规则领域的交涉能力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您曾经作为隶属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国际律师，参与中国限制稀土出口问题的谈判。您如何评价日本在国际上的交涉能力？

矢仓克夫：2010年，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我作为日本谈判团的一员与美国、欧洲诸国一道在WTO参与了与中国的交涉。谈判双方在客观冷静的基础上，对相关条款进行了阐释和讨论，最终，日本的观点得到WTO的认可，谈判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的是千钧一发，稍有差池，就可能将日中两国引向危险的境地。

在规则的世界里，冲突的双方可以通过对各自所持观点的阐释化解矛盾，最终成为共同创造更合理规则的合作伙伴。在我个人看来，日本应该进一步加强在国际规则领域的交涉能力。

日中双方应该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今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您作为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一份子，对于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有何建议或观点？

矢仓克夫：无论两国之间出现怎样的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建立通畅的交流渠道，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这不仅限于日本与中国之间。

该明确指出的问题也不能回避，尤其是尖阁诸岛（中国的钓鱼岛）周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人权问题等，希望中国能做出合理解释，避免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

面对日中两国间的问题，日本的政治家不应该为了突出自己而煽动民意、肆意妄言，而应该挺身而出，即使受到国内的非议和压力，也积极探索与中国沟通和交流的渠道。

这就需要日本的政治家能够持之以恒地建立并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和通畅的交流渠道。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分歧，最终损害的，还是国民的利益。

这里必须着重说明的是，公明党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公明党所拥有的对话渠道，也是其他政党所没有的。

推动两国青少年的交流至关重要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中日双方民调显示，最近一年来，两国年轻人对彼此国家的好感都呈大幅下降趋势。关于下一步如何改善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的态度和认识，您有何建议？

矢仓克夫：确实非常遗憾。在我小的时候，喜欢中国的日本人非常多，在中国也是一样。不知从何时起，曾经互有好感的两国国民开始排斥和讨厌对方了，我想责任更多的是在于上层结构。每当我听到，旅居日本的中国人遭到歧视或冷眼，都会感到十分心痛。我在中国期间，也曾经受到过冷语讥讽，内心很是难过。其实，每一代人在面对日中关系时，都有着复杂的情感，但我们必须想办法化解困难。

最为重要的是着眼于未来，即增进日中两国青少年的互动和交流。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应该趁着年轻，多接触世界，用自己的双眼去观察，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即使存在国别、人种、思想认识等方面的差异，也要敢于正面沟通，同时培养自己能够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的能力。

在如今这个谁都能够成为传播平台的时代，把自己的“眼见为实”传播出去，是相当重要的。

我在中国留学期间，刚好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那个时候的日中关系，正处于从“政冷经热”的小泉政权向着第一次安倍政权过渡的阶段。

在复旦大学里，我经常和朋友们辩论，包括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等，大家常常吵得不可开交。尤其他们还是历史系的学生，观点的撞击是在所难免的。

不过，也正是有过这样的经验，我渐渐消除了必须让对方认同我的观点的执念。教育环境、成长背景等因素，都会影响人们对问题的看法，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寻找解决的可能性，进行冷静的讨论。求同存异，互相理解，反而能够拉近人与人的距离。

尤其是在旅居中国的最后时光，我还有过一次“同生共死”的经历（笑）。对我个人而言，年轻时在中国的那段特殊经历，即便是在日后处理与其他人或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也始终发挥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