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月的酝酿推进，日本大学基金相关法案于2022年5月18日获得众议院支持通过，标志着这项计划筹资10万亿日元的巨额基金，正式开始影响未来多年的日本教育走向。

不过，与公众期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家日本媒体对此并不看好，怀疑声浪挺高，泼冷水的也不少。包括《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在内，纷纷表示一定的怀疑和担忧。他们要么担心这种从美国引进的大学发展模式水土不服，要么干脆认为日美教育体系不同，原本就缺少强有力的研究型大学的日本，誓要走出一条领先世界的发展研究型大学的道路，显得有些自不量力。日本人又一次展现出他们谨慎且过于悲观的传统。

撇开主观因素不谈，从大学基金的运作模式，到日本教育现状，再到社会国民文化，细细分析一番不难发现，这项雄心勃勃的教育计划在未来的确会充满变数。

首先，日本大学基金参照的是美国SBIR制度和大学投资基金模式，运作起来势必面临外来和尚难念经的问题。基金运作的基本脉络现在已经比较清晰，由日本内阁府牵头顶层设计，交由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管理，推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担任主席，再从外部招募首席投资官等职业经理人团队。这样一来，难免让人担心，政府层与市场派的理念能否兼容？出现分歧时，遵从专业投资意见还是官僚做派占据上风？

日本内阁府官员在接受日媒采访时坦承，日本大学缺少投资的文化，对于通过花钱来赚钱的理念，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日本学术界历来提倡平等高于一切，所以他们担忧大学财务结构面临重组，头部大学吞噬优质资源，阻碍多样性和创新精神。加上日本并无同类大规模的基金项目经验，使得外部招募困难重重。英国《金融时报》不久前披露，作为全球最大捐赠基金之一，日本大学基金推出数月只吸引一名职业经理人，就是首席投资官本人，着实令人尴尬。

其次，困扰大学基金最大的问题还是钱，包括筹钱、赚钱、花钱和要钱，一切向“钱”看，让教育界难免有点慌。虽然日本政府承诺在2021年内拿出45000亿日元投资本金，未来将尽快达成10万亿日元规模。同时，争取不低于3%的年投资回报率，所得收益用于加快大学研究创新和学术成果转化。

且不论基金的使用方式，哪怕筹集足够的钱，基于全球疫情深度波及的状况，实现3%的年回报率就相当困难。即便如此，从大学角度来说，要钱并不容易。申请科研资金，自然需要规范的条件。哪怕拿到钱，学校还要有相应的组织运作，保障资金合理使用。

至于谈到花钱，就更难了。和哈佛、斯坦福这些美国私立大学动辄数百亿美元的基金盘子相比，东京大学好京都大学这两所顶尖大学，科研经费也不足二十亿美金，更甭提其他大学院校。大项目少，机制不够灵活，习惯于精打细算，现在突然要多花钱、多赚钱，对日本的大学院校来说，可谓是幸福的烦恼。

最后，处在东亚文化圈里的日本，向来不崇尚金融教育。稳健的储蓄好过有风险的投资，攒钱的意识高于赚钱的意识，成为国民的主流观念，这就造成经济学上的投资者基础不足。

如果翻开诺贝尔奖者名单会发现，在迄今为止的27位有日本背景的获奖者中，有8名物理诺奖和7名化学诺奖，经济学诺奖还未打破零的记录。来自日本交易所新近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在1.95万亿日元的日本家庭资产里，现金和存款占比超过一半，而股票类投资不足15%，远低于第二位的保险和年金。

再回到大学基金的话题上，它的成功与否，或许要取决于日本有多少敢于冒险、创新金融的教育信徒。（作者系青年国际教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