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眼前气势宏伟的鹿儿岛城，我们的内心并没有很多欢乐。这种情绪并不是因为它在日本百座名城中位居垫底的第97位，更多的是因为它背后历史的故事。

陪同我们一起前来的中村龙道会长，不仅是日本鹿儿岛县经济的“重镇人物”，更是一位对乡土历史和文化充满挚爱的企业家。几年前，我们曾经应邀来到鹿儿岛，围绕着出身于鹿儿岛、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对中村龙道会长做过一次深入的访谈。这次，我们借着到鹿儿岛参加“第五届全国和牛大会”地机会，又与中村龙道会长相聚，也就把历史时代的关口前移，围绕着“鹿儿岛城”的话题进行一次交流。

站在鹿儿岛城前，中村龙道会长感慨地说，“我知道你们正在从事‘纵断日本蒋翁行’，其中有一项内容就是‘纵断日本古城行’。我也看了你们写的有关日本古城的游记，佩服你们作为中国人能够对日本古城文化有如此深入的了解。你们看看我们眼前的鹿儿岛城，与日本许多古城都是不一样的，它既没有高大坚实的城墙，也没有显示权力象征的天守阁，有的人把这座城叫做‘平城’，有的人把它叫做‘山城’，也有的人把它叫做‘平山城’。为什么有这么多称呼？那不仅仅是因为根据地势建城的结果，而是因为这座城是在江户时代初期由‘战国大名’的岛津家久建立的。兴建这座城的时候，作为萨摩国代表参加西军的岛津家族已经在关原大战中败给了东军的领衔人物德川家康。所以，岛津家久回到故乡兴建这座城，不是为了军事而兴建的一座‘战斗之城’，而是为了居住而兴建的一座‘居城’。所以，这座城在建筑形式上，要表现出对德川家康大将军的恭顺之意，必须是格调低、低姿态的。”

中村龙道会长转身指点着告诉我们，“怀着满心屈辱和抑郁兴建这座城的岛津家久，还是要刻意表现‘九州男儿’不屈的情怀的。这座鹿儿岛城，又叫‘鹤丸城’，就是因为城顶的形象好像一只展翅飞翔的仙鹤。每次看到这个城顶，我都在想，当年岛津家久要凭着什么样的信念、勇气、毅力才敢兴建这样城顶啊！我知道中国明清两代历史上有过‘文字狱’的，其实在日本历史上也有过的。德川家康收拾丰臣秀吉家族的时候，就是借口从方广寺的钟铭中找出了‘君臣丰乐、国家安康’八个字才发动了两场大阪之战的。当时，如果德川家康借口‘鹤丸城’的城顶也有不服之意，搞一场‘城建狱’，那萨摩藩也可能再次遭受灭顶之灾的。”

听罢这番介绍，我们对德川家康有了新的认识。通常说来，德川家康在日本历史上是以“忍”著称的。但是，历史告诉人们，所有的“忍”，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在实力不足时候的一种手段。而这个“忍”的过程中，总会外溢出一些内心的心绪。当“忍”的目的达到时，其表现或许是更加凶残猛乃至残酷的。眼看着关原之战东军统帅德川家康对西军统帅石田三成在京都惨不忍睹的血腥镇压，岛津家久就不得不“忍”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鹿儿岛城（鹤丸城）在日本城建史上又是一座罕见的“忍城”。

中村龙道会长还告诉我们，“岛津四兄弟”——义久、义弘、岁久、家久，是同父异母的四兄弟，他们尽管被称为日本“战国最强的兄弟”，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他们出生的时候，即赶上了家族内部继承的权力之争，也赶上了外部势力围攻萨摩之争。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在动乱或者说是战乱年代出生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身逢战乱就无所作为，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完成了萨摩、日向、大隅三州的统一，成为当时日本九州最强的地方势力。他们四兄弟一起参战的最著名的战役就是1578年的耳川之战，用上阵亲兄弟的勇猛打败了大友宗麟的军队。在日本历史上，四兄弟联合参与一场战争，几乎是没有的。

中村龙道会长面色严峻地说，强者总会遭遇强者的竞争的。那个被称为“猴子”的丰臣秀吉在统一了日本大部分地区以后，带领20万大军从位于今天福冈县北九州的小仓城挥师萨摩，在府内城、在县城、在高城、在根城坂、在都于郡城接连挫败岛津军。1587年4月21日，岛津义久在今天鹿儿岛城的旧址向丰臣秀吉的弟弟丰臣秀长传递了投降之意。1587年5月8日，不得已落发为僧的岛津义久在川内的泰平寺俯身向丰臣秀吉谢罪，表示彻底投降。

中村龙道会长这番话，让我们知道鹿儿岛城还曾经有过“降城”的历史。当我们问他“作为鹿儿岛人，你怎么看待当年岛津家族投降的历史”这个问题时，中村龙道会长的回答是：“历史是有发展趋势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是由织田信长奠定的基础。他并不是日本统一的开拓者，也不是日本统一的终结者。他只不过是顺应历史统一的趋势，才有了‘天下人（统一者）’的身份。岛津家族的投降，同样是顺应了日本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种投降，不是一种历史的屈辱，而是一种历史的贡献。与1467年导致日本进入十年内战的‘应仁之乱’、让京都化为一片灰烬相比，岛津家族是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后来的萨摩藩和鹿儿岛县的发展。我知道中国古典《三国志》中有‘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名言，我把岛津义久看作是故乡的俊杰的。”

徐徐环绕鹿儿岛城，品味着中村龙道会长娓娓道来的故事，我们感到日本古城当中不仅有自己的“文化”，还有一种自身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