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冈子规的俳句生涯被说是始于马粪，还有下一句：终于丝瓜。

他二十二岁（1889年）咯血，诊断为肺结核。一气写了四、五十首俳句咏子规，也就是杜鹃。杜鹃啼血，因这个中国典故自号子规。卧床六年半，死前三天还在写报纸连载的随笔《病床六尺》，言道：“病床六尺满百了。一天又一天，过了百天，一百个月日无疑是极短的，但对于我来说，觉得像过了十年。”

三十四岁（1902年）的9月18日，子规躺在病床上，精心护理他的妹妹研好墨，给哥哥拿着贴了纸的画板，弟子河东碧梧桐递上蘸饱墨的笔，他左手扶画板，仰面挥毫。也许看了看院子里妹妹栽种的丝瓜，几度咳喘，十五分钟里写下三首俳句。翌日拂晓与世长辞，这三首俳句成为“绝笔三首”。

三首咏丝瓜，第一首：“丝瓜花绽放，喉咙堵住一口痰，这副成佛样”（糸瓜咲て痰のつまりし仏かな）。据说丝瓜水祛痰，子规冀望于丝瓜，却终归无效。即使失望，也没有抱怨，冷静地看着自己的死亡，而且幽了死亡一默。他的忌日称作丝瓜忌。

绝笔，日本通常叫辞世。在我的印象里，绝笔是著名人物，尤其是烈士赴死前写的，流芳千古。似乎中国人爱写自寿诗，而日本江户时代流行写辞世，普通人也写。近年更有人提倡写“快乐的辞世俳句”，死就像赋得，虽然有余裕，却少了些诚恳，未必严肃地思考死。

太宰治的小说《维庸之妻》中妻子说：“即使贱为人渣，只要能活着就好啊。”好死不如赖活着，这种人生观不可能写辞世。夏目漱石在随笔《玻璃窗内》里写道：“我蹒跚地走着充满不愉快的人生，常思考自己早晚要到达一次的死的境地。而且只相信，死要比生轻松。有时也认为这是人能达到的至高无上的状态。‘死比生更可贵’，这句话近来不断在我心中回荡。”大概心态若这般坦然，就能从容地创作辞世。

李白说“唯有饮者留其名”，但传世的辞世毕竟是那些貌似圣贤的名人的。辞世不限于俳句，汉诗、和歌、川柳（和俳句同样十七个音节的打油诗）都可用。例如川端康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感言《美丽日本的我》，引用江户时代禅僧良宽的和歌，那就是一首辞世：“何物留纪念，且看天地宽，秋叶红似火，春花山杜鹃”（形見とて何か残さん春は花　山ほととぎす秋はもみぢ葉）。

俳圣芭蕉将死，门人请他写一首辞世，他说：“昨日的俳句是今日的辞世，今日的俳句是明日的辞世，我一生所吟无非一首辞世”，即“平生即辞世”。可人们还是把他死前四天作的“旅に病で夢は枯野をかけ廻る”（旅次卧病翁，梦魂驰遍今生路，枯野一阵风）认定为辞世。

俳句史上三大俳人之一的一茶在人生的尽头吟道：“莫在花下睡，纵是二月满月时，未来很可畏”（花の陰寝まじ未来が恐ろしき）。此作用了典：出身武士、出家为僧的歌人西行爱樱花，死前十年所咏和歌有辞世之趣——“但愿春烂漫，花下横此身，二月望月日，佛祖入灭辰”（願はくは花のしたにて春死なむその如月の望月の頃）。农历二月别称如月，二月十五日佛祖入灭。西行七十三岁死在了二月十六日，正是樱花盛开的时节。一茶不要在花下眠，不想如西行所愿地死在花下，老老实实写出对于生的执著，对于死的抗拒。

早晨夏目漱石被发现倒在地毯上，桌案的稿纸写上了“189”，这是他正要接着昨天的“188”写连载小说《明暗》。妻子赶过来，漱石说：“这么难受，我还想了辞世。”两周后去世，还差两个月满五十岁。三个月前给门生芥川龙之介写信，附一首俳句，可算作辞世：“已经立秋啦，案上摊开书一卷，何时能读完”（秋立つや一巻の書の読み残し）。

村上春树答读者问，说自己人生最后一顿饭还是吃火锅面，冬天不用说，夏天也努力吃它，看着《产经体育报》。辞世是一首俳句：“ヤクルトは最後の日にもまた負けた”。一句话而已，简简单单，但用了五七五的韵律，帮他啰嗦一下，译作：“养乐多球队，赛到最后这一天，还是败了北”。

我也将面对死亡，当然不可能放声大笑，因为什么都不会在我的笑声中动摇，但不妨吟一首辞世：

一晃就老了，该做的事还没做，怕来世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