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社团法人日中协会，是日本七大日中友好团体之一。2022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本应高涨的友好气氛却未能如约而至。日前，《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携手《日本华侨报》对原日本众议院议员、一般社团法人野田综合政策研究所会长、一般社团法人日中协会会长野田毅进行了专访，并就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所思、服务日中协会至今的所感，以及未来应该如何构建新型的中日关系等问题，倾听了他的声音。

传承“挖井人”精神，致力推动日中友好

《日本华侨报》：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也正是在那一年，您成为了日本国会议员。可以说，您在日本政坛的征途是与中日邦交正常化同频的。在那个当时，您是如何认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

野田毅：我的岳父、原日本自治大臣野田武夫，始终将日中关系视作头等大事，热心推动日中友好，他将自己定位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挖井人”。“在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前，我不能倒下。”岳父抱着这样的信念为推动日中关系的改善而四处奔走，却遗憾地在邦交正常化前夕的1972年6月与世长辞。

岳父素来与人为善，他与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奠定基础的松村谦三关系亲厚，犹如手足。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廖成志及其继任者孙平化等，也常常到岳父的事务所互诉衷肠。

“日中必将恢复邦交”，这是岳父生前常常挂在嘴边的话。事实上，从池田勇人首相当政，到佐藤荣作内阁上台，尽管一直存在所谓的台湾问题，但日本政府在水面下，为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

遗憾的是，就在正式启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谈判流程之时，佐藤荣作内阁宣布下野。在那场记者会上，佐藤荣作使用了“啐啄同机”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日中关系，意思是两相呼应下，障壁瞬间消解。佐藤首相认为，尽管自己下野，但日中邦交正常化必将实现。

岳父辞世之后，我全身心投入竞选运动。1972年7月，田中角荣上台，9月，日中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而我也在当年年底首次当选国会议员。能够在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同一年，正式成为一名政治家，这让我感受到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决定继承岳父的遗志，以推动日中关系向好为己任。

“学习就不要有任何借口，就要虚心求教！”

《日本华侨报》：您自2000年起担任日中协会会长，被誉为“最受中国人民信赖的政治家”。22年来，您始终致力于推动中日关系稳定向好，这其中，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野田毅：日中协会成立于1975年9月29日，时任日本众议院议长的保利茂先生为了协会的成立倾尽心力。保利茂先生为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向中国总理周恩来递交了“保利书简”，为日中关系的拨云见日奠定了关键基础。

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后，保利茂出访中国，在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周恩来总理问他，“野田武夫先生的儿子是不是也当选了”。保利茂归国后就找到我，“我正在筹备成立日中协会，你也来帮忙吧！”我当时还只是一名刚刚当选的“新人”，不敢贸然应答。“今后，日中两国友好就要靠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啦”，是保利茂先生坚定了我的信念。

日中协会在创立之初属于志愿者组织，1981年3月变更为社团法人，2014年4月再次变更为一般社团法人。东京大学第一任校长茅诚司先生被推举为日中协会的首任会长，没想到茅诚司先生说“如果不是野田做理事长，我就不做这个会长。”真是令我诚惶诚恐。“我还年轻，只能打打下手……”但盛情之下，我接过了首任理事长的重责。

第一任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先生和曾在大平正芳内阁担任过临时代理首相的伊东正义先生出任了副会长，白西绅一郎先生是首任事务局长，后来又成为理事长。第二任会长是原东京大学校长向坊隆，我在做了20年理事长之后成为了第三任会长。在日中协会的22年就这样过去了，可以说，为日中关系服务已经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

回顾22年的风雨兼程，有几件大事至今记忆犹新。日中协会成立不久，茅诚司先生就组织大规模访华团前往中国，团员都是享誉全球的人物，其中还有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尽管我曾经多次访华，但有一次是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后来的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国家副主席）陪同我搭乘军用飞机，前往的新疆、海南等地考察。那个时候的海南，还是一片什么都没有的处女地。然而王震部长却表示，将来这里会建成“中国的夏威夷”。这宏伟的目标深深地触动了我。王震部长常说，“学习就不要有任何借口，就要虚心求教！”。

与残留孤儿一起，一切为了残留孤儿

《日本华侨报》：2009年11月，以中国残留孤儿池田澄江为团长、以您为名誉团长的“日本遗孤感谢中国人民养育之恩访华团”，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温家宝总理带日本遗孤走进中南海”，也成为中日两国媒体的焦点。

野田毅：据说，温家宝总理原计划是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们，但临时改为了接待外国政要的中南海紫光阁。我与“日本遗孤感谢中国人民养育之恩访华团”的团员们，心怀感激，眼含热泪。大家一起唱着歌曲，歌声回荡在中南海里。

还记得，那天飘着雪花，但无论是迎接还是送别，温家宝总理都是站在雪中，向访问团挥手致意。我就那样坐在大巴上，眼望着车窗外，直到大巴转弯消失，再也看不到雪中的身影。

残留孤儿们和我年龄相仿，命运之轮稍有偏转，我就可能面临和他们相同的遭遇。试想一下，成年之后才回到故国，存在严重的语言障碍，法律法规并不完善，他们在日本的生活相当艰难，政府部门只会强调“有生活补助”。我这么个好脾气的人，也为此感到愤怒。

后来，是我向国会提案，希望能够为残留孤儿设立特别支援政策，并且提供了财政支出的出处。不过在那个当时，我是个超党派人士，所以这个提案并没有被命名为“野田毅提案”。

日美是左脚中日是右脚，和平才是主基调

《日本华侨报》：回望历史，中日两国关系遇过暖流，也经历过冰河。您认为日本政治家在构筑良好的国际关系中，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

野田毅：政治家的责任重大，不能只盯着眼前的利害关系，必须有大局观，以战略性的眼光观察和分析问题，并做出理性客观的判断。

日本和中国是不能搬家的邻居。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华之风照拂日本，至今留有诸多印记。日本和中国，绝不能再有战争。

对日本而言，尽管日美军事同盟是安保的根本，但在我看来，日美关系相当于右脚，中日关系相当于左脚。日本既不能仅仅维护与中国的良好关系，也不能只听令于美国。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又稳又远。

日本和中国应该站在彼此尊重的立场上，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两国关系。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在和平的基调中，以和平的态度解决问题，这是不能动摇的根本。

通过以人为本的交流，增进互信互契

《日本华侨报》：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具有不同寻常的纪念意义。然而遗憾的是，中日两国之间缺乏应有的热烈气氛。面向下一个50年，关于构建新型中日友好关系，希望听一听您的建议或意见。

野田毅：交流，是一切的基础。靖国神社问题也罢，台湾问题也好，我们应该去关注、去理解，为什么这类问题总能引起中国方面的高度关注。

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是坚决反对“台独”的。但其实大多数日本人并不清楚这一点。1954年8月11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申明，“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绝不容许美国侵占”。8月22日，中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发表了《解放台湾联合宣言》。但日本人对此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因为在学校教育中，没有这段历史。

日本的学校教育，几乎没有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史。但对于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而言，现代国家是以此为开端的，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日中两国对于历史常识问题的认识还存在很大的偏差。

所以说，增进交流是发展日中两国关系的根本。但仅仅交流，也是不够的。一旦遇到问题，就容易陷入僵局。日中两国要做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保持双方对话，保持倾听的姿态，努力地相互理解。也唯有这样，才能构筑良好的日中关系。有交流，才有相互理解，才有互信互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