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本企业出现了一个现象：加快离开中国，加大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对以东南亚国家为主体的东盟投资总额为2万2906亿日元，接近对华投资1万2865亿日元的两倍。数据的背后，是日本企业从中国撤离数量的扩大——截至2022年6月，进驻中国的日本企业为1万2706家，比2012年减少1600多家。

“降低对华依赖”，这是部分日本政界人士近年来大肆鼓吹的观点，自然影响到了一批日本企业的选择。但在看似日企逃离中国、奔向东南亚的浪潮下，日本最久负盛名的松下集团，却选择进一步拥抱中国：松下集团宣布，未来数年内计划在中国新建或扩建10座以上的家电及空调设备工厂。与此同时，到2024年，松下还要实现将中国业务的销售额提高到1万亿日元的目标。

两组不同的数据，折射出的是不少日企近年来海外经营的思路矛盾。一方面，日本企业渴望获得更优惠的成本，以此增强竞争力；但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则陷入了“唯成本论”的困境，却忽视了成本背后的意义：真正有价值的低成本，应建立在稳定的政商环境体系之中，且对企业的利润创造有直接帮助。

日企之所以选择加大对东南亚国家的投入，是因为人工成本方面，越南、泰国、缅甸等国优势已经超过中国。但需要同时看到的是，东南亚国家在基础建设、供应链体系建设、劳动力素质、国家稳定性方面，与中国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尤其如缅甸、柬埔寨这样的军政府国家，在政策的持续性与稳定性上存在较大的波动风险。

对于外企而言，缺乏较为稳定的政商环境，企业的发展会被蒙上阴霾。一旦进入国家政局不稳定阶段，原本成本较低的劳力，反而有可能因为受到各种思潮的鼓动，成为与企业发生摩擦的正面主力。

即便政商环境较为稳定的越南，除了“劳动力更优惠”这一点，其他方面与中国相比并不具备竞争力。例如对于劳动力素质，日本企业做出这样的评价：中国工人与东南亚国家工人相比，无论在吃苦耐劳还是遵守规矩方面，后者都还有太多东西需要向前者学习。

中国尽管经历了长达三年的“疫情管控”，但“发展经济”已经在高层达成共识，尽快消除疫情带来的影响，重启经济发展的启动键是当务之急。对于海外企业而言，中国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在获得稳定政商经营环境、健全的供应链体系、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同时，可以实现“产地直销”的目的。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力，与中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购买力，以及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全球品牌都不可忽视的主战场。

日本媒体曾惊呼中国游客在日本的“爆买”，将其当作是日本消费市场最重要的海外力量。中国同样如此，在多数中国国民的心中，日本产品是精致、工匠精神、创造力的代名词，对日本产品具有极高的好感度。数据显示，10年前在日本就已经被开发的“仿生手洗”洗衣机，在日本本土并没有取得较好的市场效果，商品化进程非常慢。但是松下的高端“仿生手洗”洗衣机却在中国市场迎来春天，并一举带动松下洗衣机品类的飞速增长。2021年，松下洗衣机在中国全年总销量37多万件，总销售额达11亿元，且牢牢占据高端市场的份额。

正是因为这一数据，让松下反而选择更加拥抱中国。松下控股副社长、担任中国东北亚总代表的本间哲朗明确表示，“如果不扎根中国找市场，就不能制造出被消费者喜欢的产品和服务。”这种表态，已经明确松下未来在中国投资的倾向性。反观东南亚国家，短期内呈现出如中国市场一样的消费能力与潜力，是非常不现实的。

伴随着中国政府对于疫情管控政策的放开，开始将重点再次回归到“经济发展”的路上，相信多数日本企业将会再次调转船头，与中国拥抱。唯有如此，日企才能重现曾经“闪耀全球”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