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见小路不属于旅游景点，可它是京都最诱人的去处。那里不见花，也没有树，游客期待在小路上遇见舞妓。小路在祇园（大概相当于北里或八大胡同），长约一公里，北口把头有一家茶屋（招妓玩乐的会所），门虽设而常关。板壁黑漆漆，墙根斜倚了一溜竹栅，叫“犬矢来”，它是聪明的京都人用来防狗或人随地小便的，想到汉语“矢”通“屎”，不由得发笑。从北走到南，堵头是建仁寺的院门。来花见小路观光的，据统计半数是欧洲人，而中国人（包括台湾人、香港人）占四分之一。

建仁寺开山祖师是荣西。他两度去南宋取经，把禅和茶捆绑着带回日本。禅寺的饮茶及茶礼传入民间，发展为茶道。自喜茶道源于中国的游客也多是到花见小路南口止步，没兴趣过街入庙，看一眼荣西的入灭之地。

京都是千年古都，但当作传统景观的花见小路不算古，这一带原先是建仁寺的领地，明治维新后充公，形成了花街柳巷。明治时代是艺妓的黄金时代，首任总理也娶了当老婆，而昭和年间只能给总理做二奶或小三。京都的招贴画上画的是舞妓和古寺，落实在此地，活灵活现。艺妓（包括舞妓）管生前行乐，和尚管死后极乐，珠联璧合。

有个京都人，叫井上章一，研究风俗史，特爱写与人不同的事，他看见花见小路上舞妓被一群说中国话的大叔包围，觉得很可怜，说“别摸”他们也听不懂。不光外国人，想摸摸舞妓的也有日本大叔。艺妓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但对于广大民众来说，这个传统文化始终是一个传说。

四代纯种京都人的民族学家梅棹忠夫导游京都，痛斥“艺妓、舞妓本来是京都有钱人挥金如土而精心培育出来的极为特殊的玩物”。据说1975年京都的舞妓减少到二十八人，便面向全国招人，渐有起色，所以京都艺妓未必是京都人，正如日本娼妓未必是日本人。近年东京、京都的花街都约有三百名艺妓和舞妓。井上章一探究，究竟谁养活花街呢？

“缠头百万轻买笑”，以前，和服产业链的商人在花街大摆宴席，招妓佐酒，但如今纺织业衰微，已失去支撑花街的能量。京都也曾是日本的好莱坞，电影明星们一掷千金，支撑过花街。北海道出身的渡边淳一以京都为舞台写了几部长篇小说，他说，“几乎没有人花个人的钱在祇园喝酒”。泡沫经济时代夜游大半是公款消费，叫做社用族（谐音斜阳族）。京都的花街衰而不败，井上章一发现靠的是和尚。相识的三井寺僧人告诉他，要是没有他们去玩，艺妓出没的地方早都关门了。有这份自负，披袈裟携妓也不怕施主看见。这堪为京都一景。

似乎早些年京都和尚也偷偷摸摸。三岛由纪夫的小说《金阁寺》写主人公“我”进金阁寺不久，便听说住持尽享女色。“禅僧也有肉体，住持尽享女色是为了舍离肉体而轻蔑肉。令我奇怪的是那一身被轻蔑的肉尽情地吸取营养，油光水滑，包裹着住持的精神”。在火车上也听人议论：金阁寺非常赚钱，老和尚每晚去祇园挥霍，却让小和尚们吃冷饭。可倒霉的是，正月里在街上的人流中撞上住持，“头戴礼帽，裹着上等的外套和围巾，携一个穿红褐色大衣的女人走路，一看就是艺妓”。避之唯恐不及，跟着野狗走了一阵子，竟然又碰见住持，正要和女人上出租车，一声呵斥：“混蛋，你想跟踪我吗！”

“我”一把火烧了金阁。真实事件发生在1950年，犯人供述，放火是出于对美的反感，而且每天几百人蜂拥来金阁寺游玩也教他反感。六年后三岛由纪夫创作小说《金阁寺》，抓住犯人的一句供词，拿美说事。小说出了名，虽然很多读者都不解，但三岛的说法烙印在国民的脑子里。

又过了几年，水上勉也根据这个事件创作小说《五番町夕雾楼》，再调查十五年，1979年写成纪实文学《金阁炎上》。水上勉跟犯人一样做过小和尚，而且当年曾路遇犯人。他认为，所谓反感美不过是说辞，犯人本来就想死，殃及金阁。三岛为自己的美学塑造了一个和尚形象。《金阁炎上》中记述：1945年9月陈公博夫妻等七人逃亡日本，金阁寺奉京都府知事之命，以“东山商店一行”的名义藏匿，把金阁前边的镜湖池鲤鱼都油炸给他们吃，而僧徒只能吃番薯萝卜小麦粉，这也加深了犯人对住持等的反感。这些反感积累成怨恨，怨恨金阁是寺庙的摇钱树，金钱使住持堕落，于是烧之而后快。

井上章一抱怨，花街荟萃了日本传统文化，研究这文化，非招妓不可，但哪里也不给出“花代”（缠头）等科研经费。渡边淳一每次去京都连日在祇园玩乐，见识花街这个特殊的世界，耳濡艺妓和舞妓的语言，自掏腰包，这是写小说的成本。税务部门却不给减税，理由是“你也玩了嘛”。可是，“我不玩，那怎么写玩！”他是流行作家，收回成本乃至盈利当然不会成问题。

和尚看够了艺妓的和服，眼光转向夜总会小姐的超短裙，价值观趋于西化。往后指望谁维持花街文化呢？或许改掉不接待生客的陈规，革新落后于时代的经营方式，让中国的土豪大叔们踏进茶屋的门槛，赏玩异域风情，能振兴昔日的繁华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