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对于日元汇率而言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由于俄乌战争和美联储轮番疯狂加息的影响，从2022年的年初开始，到汇率最低点151.94日元，日元兑美元汇率暴跌了30%，超过了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时的29.1%和1982年由于两伊战争引起的26.8%的跌幅，也超过了自1979年以来6次日元走低行情中的任何一次，创下近40年以来最大的跌幅。这也最终迫使不轻易出手干预汇率市场的日本银行，不得不时隔11年后的2022年9月22日，再次出手干预汇率市场。

在了解日本银行干预汇率市场的始末之前，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三点背景知识，第一个背景知识就是在日本银行的职责之中，是没有稳定汇率市场这一项具体的职责规定的。根据《日本银行法》的规定，日本银行是日本的中央银行。也就是货币发行银行，银行的银行，维持物价稳定和金融系统稳定才是其法律规定的职责，其中维持物价稳定是首要职责。也就是说只要在日元汇率不威胁到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下，日本银行是没有理由出手干预汇率市场的。

第二个背景知识就是如果日本银行要干预汇率市场，谁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非常意外的是，在日本真正拥有发号干预命令的并不是日银总裁，而是日本内阁的财务大臣，也就是说正常流程是由财务大臣做出干预决定，由日本财务省对日本银行发号指示，而日本银行只能说是作为财务大臣的代理人，根据财务省的指示具体实施干预汇率市场的操作。

但是，日本财务省的干预指示并不容易被决定。虽然日本媒体没有报道，但是投资界早就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铃木财务大臣和黑田总裁在日元走低的问题上的态度是存在分歧的。日银的黑田总裁由于执着于自己任职时所定的2%的理性通胀目标，对于日元走低持有欢迎态度。另外则是由于过去十几年日本国债的超额发行，2022年，日本国债一直被海外的基金所狙击，这也使得黑田总裁宁可牺牲日元汇率也要保住对于日本金融系统威胁更大的日本国债。而铃木财务大臣对于日元走低则是持有相反的观点。所以在2022年的多次记者会上，出现了多次上午铃木财务大臣发言引发日元短暂走高后，下午黑田一发言，日元直接一泻千里的情况发生。由于日本银行的独立性，铃木财务大臣也只能尊重黑田的观点。

当然，从日本银行的政策史看，也存在日本银行委托海外货币当局干预汇率的情况。比如2011年10月31日，当时的野田财务大臣和白川日银总裁通过召开G7紧急电话会议，与美英加欧的中央银行达成共识，共同干预日元汇率走高。但是2022年，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由于美国自身的高通胀，非常迫切的需要美元回流，在这个大背景下，即便铃木财务大臣多次寻找机会与美国财长耶伦进行沟通，也只有被敷衍的份。

第三个背景知识就是日本银行干预汇率市场的资金来源与资金极限问题。首先是资金来源问题，干预汇率市场的资金来源于财务省的外国汇率资金特别会计剩余金。一般情况下，干预日元走高行情，会通过发行政府短期证券来筹集资金卖出日元资产。而像2022年这种干预日元走低行情，则会通过抛出外国汇率资金特别会计中的外汇储备和外币资产，主要是美债部分，由于涉及美国的利益，一般情况下，在没有美国允许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引发美日冲突，干预的效果也不会很理想。典型的案例就是2003年，日本银行单边出动，动用32.8万亿日元所进行的史上最大的一次外汇干预，结果市场反应冷淡，日本政府面临着外部与内部的巨大压力。

而且，即便日本决定单边干预汇率市场，其干预市场的弹药储备也是有极限问题的，根据投资界的默认规则，由于需要保留一定的外汇储备维持国际贸易的需求，日本银行干预汇率市场的资金极限一般被认为在外国汇率资金特别会计剩余金的3/10，而根据2021年日本银行的发布数据，日本的剩余金总额为145.6万亿日元，也就是说43.7万亿是2022年日本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极限，如果日本银行贸然行事，在干预资金达到枯竭的情况下，依然未能达到预定的干预效果的话，日元将会面临股债汇三杀的灭顶之灾。也正是因此，曾经特别热衷于干预外汇市场，创下在1995年至2003年的短短8年中6次干预外汇市场记录的日本银行，也在吃过苦头后，最近10年中，一直保持低调，极力避免被戴上外汇操纵国的帽子。这也是2022年上半年，日本一直不出手救市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