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籍中不乏关于“笑”的论著，如《笑林》《笑海丛珠》《笑苑千金》《笑赞》《笑府》《笑林广记》，等等。在中国，很多原本令人感到苦涩的事，也会成为令人忍俊不禁的笑料，无怪乎冯梦龙在《笑府》序言中写道：“古往今来，无事不成话，无话不是笑。”

当代作家贾平凹曾写过一篇题为《笑口常开》的叙事散文，就是很好的例证：“好友X君，任15年杂志编辑，清苦贫困，英年早逝，留下一支笔和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亲属送X君去火葬场火化，见那里等候火化的遗体很多，须耐心排队等候。他们无奈之际，忽见墙上有一纸告示，曰‘本场优待知识分子’。于是，亲属赶紧返回家中取来X君的编辑证件，证明他是‘知识分子’，遂使X君得以‘优待’，令人不禁乐而开笑。”

在我看来，这件真人真事比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更具有“黑色幽默”的典型特征。正如色部义明在《中国私记》中写道的，“民众欣喜欢乐的感情，很难成为笑话的对象。能成为笑话对象的，大都是对社会的讽刺和挖苦。这是一种隐藏在笑的背后的自慰和哀愁。”

笑之于日本人，同样意义非凡。高桥敷在《丑陋的日本人》一书中，曾经用三个“S”作为日本人的特征：small（矮小）、smile（微笑）、silence（沉默）。日本人笑的背后，也会有自慰和哀愁。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手绢》，即描述了日本人“笑”的“虚伪”：“某日，一位东京大学学生的母亲造访了儿子的美国教授，告诉他自己的儿子无法再上学了，因为他已自杀身亡。教授听到这一消息非常震惊，但更令他震惊的是，在诉说这一噩耗时，这位母亲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待她离去，教授在她座位旁边发现了一块被揉成一团的手绢。”

爱尔兰裔日本作家小泉八云（原名拉夫卡迪奥·赫恩）在他《日本的微笑》一书中，也叙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位受雇于美国人家庭的女佣突然回家了。几天后，她回到主人家里，面带微笑地对主人叙述了她突然回家的原因——去安葬患急病去世的丈夫。主人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但对她的表情却大惑不解：丈夫去世应该悲痛，她为何却面带微笑？”这位美国人显然不了解，日本人的微笑，有时不是宣泄情感，而是压抑情感的需要。

这种笑的功能的异化，从本质上说也是“大和魂”武士道精神的体现。在江户时代，武士们一直恪守“男子三年半边脸”的格言，即男子三年才可以笑一笑，而且只能半边脸笑，半边脸不笑，以显示自己的刚毅。那位学生的母亲和女佣所以在诉说悲痛的事情时面带微笑，就是受到这种观念的驱使。因为，她们是“大和抚子”——表面柔弱，内心坚强的日本女性。按照美国的“日本通”埃德温·赖肖尔在《日本人》一书中的说法，“这种笑容仿佛是武士教育的最高准则。” 换言之，“和幸福的人共同欢笑，不要让别人看见你的泪珠”，是日本受人尊敬的一种行为准则。

直到今天，日本人对笑都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意识。对此，深作光贞在《日本人的笑》一书中做出了三项解释：1.笑声存在旁若无人等伤害他人的因素；2.对何以发笑不甚了了的人，容易产生被嘲笑、被捉弄的不安和不满。3.在一个封闭的共同体中，含有以上因素的笑将破坏共同体的和谐与团结。

林语堂说：“无关世道之笑，实在没什么价值。”诚哉斯言。（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