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乃百代过客，往而复返的岁月亦为旅人”（日语：月日は百代の過客にして、行きかふ年も又旅人也）。这是日本划时代的俳人松尾芭蕉写在他的游记《奥之细道》开篇的一句话。1689年，芭蕉为纪念他所崇拜的日本歌人“西行”去世500周年，和他的学生河合曾良一起从江戸（今天的东京）深川地区出发，历经奥州、北陆道等地，一路行程2400公里，耗时150天，之后回到了江户。这途中的游记和俳句就构成了《奥之细道》，它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学中游记作品的代表作，也是芭蕉文学的集大成。

从我横滨的居所乘坐“田园都市线”电车一路向东，途径繁华的东京涩谷和政治中心永田町，直到这条线路的最末端附近，有一个叫“清澄白河”的车站，这里就是东京江东区的深川一带，俳人松尾芭蕉正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中宝贵的最后十年。他的《旷野纪行》、《鹿岛纪行》、《笈之小文》、《更科纪行》以及《奥之细道》等游记之旅，每次都是从这里的芭蕉草庵出发启程。

从清澄白河车站大约步行9分钟，就来到当年芭蕉曾生活过的“芭蕉草庵”，如今这里被建成了“芭蕉纪念馆”。纪念馆门口立着一棵硕大的具有象征性的芭蕉，令人想起他曾写过的一首俳句：“芭蕉野分して盥に雨を聞く夜かな”（作者译：秋风秋雨夜，雨打芭蕉声入耳，听雨渡夜哉），不由得联想芭蕉当年在此与弟子们出入于此的生活情形。

芭蕉的俳号曾经叫做“桃青”，源于他崇敬的唐代诗人“李白”名字的对仗，而当时他的芭蕉庵被称作“泊船堂”，据说与杜甫有关。可见芭蕉受中国文化影响颇深，在得到门人李下赠送的芭蕉分株以后，松尾芭蕉将自己的俳号从过去的桃青改成了芭蕉，居所也从此称之为“芭蕉草庵”。

“芭蕉草庵”位于隅田川和小名木川交叉的万年桥附近，即至今天仍风光旖旎，水光秀丽，可以想见当年芭蕉在院中观千帆过尽，看水天一色，望水上落日的妙境。这种亲近自然的心境无疑反映在了这位俳人的作品当中。芭蕉一生佳作无数，他的代表性俳句“古池や蛙飛びこむ水の音”（笔者译：春日古池塘，青蛙纵身轻一跃，溅破了安静），更是与自然亲和，有一种禅境般的无声胜有声。

如前所述，芭蕉文学的深处，除了他敬仰的日本歌人西行以外，李白杜甫等中国文学大家对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前述《奥之细道》的开篇之句，其实就来源于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公元727年，27岁的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来到安陆，733年前后与堂弟们春夜宴饮赋诗，并为之作此序文，“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可曾想到，将近千年以后，一位东瀛墨客会将自己这个“秉烛夜游”的“古人”作为一生崇敬的偶像去学习去引用呢？

众所周知，日本平安时代引进了我们的文字和各种诗书礼乐，进而形成发展成了他们的和歌、俳句等等文化形式。其实，最为深入学习汉文的就是芭蕉所生活的江户幕府时代。

这一时期德川幕府以儒教伦理规范治国，儒学的四书五经成了武士统治阶级的必修课。其后，汉学不仅停留于武士阶层，货币经济发达使得一些百姓也有了精力学习汉诗和中国古典。查阅江户时代日本人普遍学习的中国古典，相信会让我们今天的国人子孙汗颜。首先《论语》是当时日本的“万民之书”，其次《史记》、《十八史略》、《战国策》等史书，明朝李攀龙编撰的《唐朝汉诗选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以及老子庄子，据说都是当时日本人普遍学习的内容，不仅如此，这种学习至今仍在日本的初高中语文课上作为“汉文”，与“古文”并列存在。

然而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正是经历了这个德川幕府统治下万民学中国的江户时代，明治政权初期，再次打开国门的日本人对照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文化思想与腐朽的大清王朝现实相比较，很多日本人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失望乃至蔑视，而当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到下关签订《马关条约》时，据说这种蔑视的情绪发挥到了极致，为帝国主义时期日本参加侵华战争奠定了情感基础。

从芭蕉草庵回家的路上我深深作想，从李白到芭蕉到李鸿章，乃至今天，岁月这个百代过客，它始终安静地观望，看你沉沦还是自强，它都不作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