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内阁通过主办G7广岛峰会以期提升本国国际地位，进而抬高国内支持率，这一设想固然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虽然日本试图扮演世界领导角色，但其所发挥的引领作用了无新意，乏善可陈，依然在美国身后亦步亦趋，给世人的感觉是岸田内阁的外交政策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岸田内阁的战略重心无意于谋求和平，而是在助推亚太地区生战生乱方面推波助澜，日本助纣为虐地迎合美国构建“亚洲版北约”即是显著一例。

第一，日本试图扮演世界领导者角色错置战略重心。日本本应利用自身搭建的发达国家俱乐部的舞台，在推动俄乌冲突走向对话上发挥协调作用，在引领全球经济走出低迷态势时担当“发动机”效能。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却走上了一条背道而驰的道路，在G7峰会上释放的强烈信号依然是强烈谴责俄罗斯，至于思索如何尽早结束两国冲突、筹划达成妥协则语焉不详。日本积极配合美国构建“亚太版北约”，同时在东京设置北约联络处，无疑是将这一军事集团的战略力量向亚太地区渗透，推行危险的“引狼入室”外交，这些举措对地区安全有害无益，且有损日本长期以来标榜的“和平国家”形象。

第二，日本与北约集团为伍令人联想恐怖的历史记忆。岸田内阁为寻求右翼保守势力对自身政权的鼎力支持，在推动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道路上一路狂飙，鲜有自我反省及冷静思考的空间，而这可能会将日本引上一条升级军备竞赛的危险之路。二战期间，正是由于日本统治阶层误判形势，通过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将自身绑在德意的法西斯战车上，不仅将本国推向覆灭深渊，也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然而，以岸田为首的日本政治家对此却不以为意，并未从战败中汲取足够的历史教训。在全球化和多极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依然义无反顾地迎合美国，试图构建“亚太版北约”以制衡中国和俄罗斯。日本这种反常的国家发展动向，值得珍爱和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高度警惕。

第三，日本重安全轻民生的国家发展战略导致官民尖锐对立。无论是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三份文件，还是到2027年国防预算达到GDP2%的标准，甚或积极配合北约向“全球性集团”转变，日本力争充当北约在亚太地区的联络中枢，上述举措落到实处无不需要庞大的财政资金支持，而有限的国内财源究竟是流向穷兵黩武的扩军备战，还是顾及民生福祉，显然是一个难以兼顾的悖论命题。政治家的大国志向，与普通国民的民生诉求，不免形成难以调和的对立态势。日本官民之间在有关国家发展战略上凸显的矛盾和对立，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选举投票的政治倾向，日本国民如何制衡政治家的独走专断，将会是今后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之一。

第四，日本通过倡导区域合作与沟通全球经济联系乃为王道。日本利用自身的经济大国地位，依托CPTPP及RCEP等制度平台，充当G7成员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协调合作的桥梁，确保亚太地区与全球范围实现良性互动，日本的国际地位及领导角色才会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广泛认可。若无法摆脱充当美国“附庸国”思维模式的束缚，一味不怀好意地将西方军事力量“祸水东引”，非但难以赢得亚太地区人民的信任，反而由于过度重视安全力量的运用而殃及自身的长远发展。（作者系天津外国语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