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2022年，又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的2023年。如果把历史的维度拉长，谁都能够意识到，这本来应该是欢欣鼓舞热烈庆祝的了两个年头，因为它们让中日关系有了“质的转变”。但是，丰满的理想无法掩盖骨感的现实，同样是许多人都痛心地看到，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步履维艰的困难时期，正处在一个择路选途的关键时分，正处在一个检验格局与定力的紧要时刻。为此，《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联袂《日本华侨报》近日采访了中国资深外交官、日中友好会馆大使衔中方代表理事黄星原先生，倾听他对中日关系现状以及走向的看法。

一、日本政治家应温习先贤教诲

蒋丰：黄大使，您是一位多年从事中日关系的资深外交官。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45 周年之际，您觉得应该如何历史地、立体地来看待这个条约？日本有媒体认为，自从2022 年12月日本岸田政府修改了有关国家战略走向的三个安保文件以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经名存实亡。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黄星原：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对外交往的职业外交官和中日两国共同事业的日中友好会馆的中国代表，我很高兴在今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之际，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暨《日本华侨报》的采访，并与关心中日关系的朋友们分享我个人的一点想法和思考。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中日两国先贤们在当时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为确保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以法律形式作出的政府间的庄严承诺与约定。其中三个核心内容：第一，互不干涉内政；第二，反对霸权主义；第三，坚持协商解决分歧和友好合作原则。这个条约不仅有其历史意义，更具现实价值。

的确，日本政府去年底修改后的三个安保文件，把40年来从未发动过任何战争，且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率每年都在30%以上的和平大国、与日本的友好邻邦——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重大安全挑战，不仅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互信关系，也使《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本身名存实亡。

我们都知道，错误的定位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和行动。我们有理由担心中日关系已经偏离了正确的发展轨道，甚至进入恶性循环怪圈。最新的例子就是，刚刚在日本广岛召开的G7峰会，是新冠疫情之后日本作为东道主主持的一次发达国家峰会，国际社会自然关心并且有所期待。但是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会议不仅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发展曙光，也没有给地区冲突解决带来任何信心和希望，反而使分裂与疑虑进一步加深。日本没有抓住这次可以作为的机会，未能在东西方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忆及45年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之际，日本昭和天皇曾非常感慨地说，今后中国和日本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日本时任首相福田赳夫也强调，条约是中日之间为了防止战争重演而做的相互宣誓。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更是非常坚定地说：中日两国今后要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友好下去。当时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表态，现在还依然回荡在耳畔。当今的日本政治家们是不是应该好好温习一下呢？

二、日本不应从“助手”转变为“打手”

蒋丰：从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发生过多次挫折，但“政冷经热”这个趋向始终没有发生变化。岸田文雄成为日本首相以后，追随美国推出《经济安全保障法》，从经济的角度开始打压中日关系发展的空间，试图移动“经济”这块中日关系的“压舱石”。您认为这种做法会给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

黄星原：我们应该承认，在过去的中日恢复邦交50周年的时间里，两国经贸关系持续发展，始终发挥着稳定中日关系“压仓石”的作用。2022年，中日双边经贸额已经超过3700亿美元。新冠疫情结束后，中日双方本来需要集中精力恢复和发展经济，带动本国以及亚洲经济全面复苏和发展。在此关键时刻，日本却出台了所谓《经济安全保障法》，直接为这一复兴进程踩了急刹车。我相信，未来日本会为这一不负责任的决定付出惨重代价。

我认同部分专家的说法，日本政府推出的《经济安全保障法》是一部“毒法”。它不仅会压缩中日经贸合作发展空间，也使中日关系进入“政冷经也凉”的死胡同，日本自身的经济发展可能会在失去的30年轨道上继续下滑。

泛化安全概念，用制裁和断供方式阻碍别国发展，破坏国与国之间正常经贸往来，是一种缺乏战略思维的短视行为。相互伤害，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做法，本来是美国某些无脑政客的专利，现在却被日本政府极力效仿，并发扬光大延伸到半导体等科技产业。日本从“助手”到“打手”的角色转变，不仅给中日关系蒙上阴影，也使许多日本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

三、改善中日关系需要有所作为

蒋丰：从日本政坛来看，老一代的“知华派”越来越少，也越来越被边缘化。您认为在帮助日本政界中枢树立正确的对华认知方面，中国应该有哪些作为？

黄星原：我在不少场合听到一种说法，把现在在日本从事中日友好合作的知华、友华派，比喻成“老少边穷危”一族。目前，日本友好团体及个人年龄普遍偏大，主流媒体及政界在公开场合不敢为中国说话，也不敢为正义发声。从事对华友好的日本政要明显被边缘化，开展中日间文化交流人难聚钱难筹，友好人士经常会遭到右翼势力的骚扰甚至威胁。

目前在日本的舆论场上有一种奇怪现象：只有立场，没有是非。政治正确一定在美国一边，安全威胁经常在政客嘴边，和平友好从不在日程上边，中国话题保准在议题里边。

如何应对或改变这一现状？我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下功夫：

一是承认中日关系已经进入困难期这一现实，努力寻找突破口，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实事求是地讲，在日本“知华派”确实在减少，但坚定的“反华派”也不多。多半还是被极端保守政治思潮和偏激右翼媒体忽悠的“沉默的大多数”。为争取他们，我们必须学会：用对方更能理解的表达方式，讲清楚中国和平发展方向，讲明白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讲透中日友好对彼此的益处，讲好中国仁义礼智信故事。这里既要有斗争意识，也要讲斗争艺术，还要看斗争效果。

二是积极挖掘双方的共同点，重点推动双方共同文化遗产的发掘认同工作。譬如植根于中日传统文化背景中的鉴真和尚、隐元禅师，有过旅日经历并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革命先驱孙中山、李大钊、周恩来总理等等。

三是有效管控分歧和矛盾。中国只是希望强大，并不崇尚强权，更是反对霸权。日本政府政策绑定美国，但是国民也不喜欢战争，希望和平。这是两国的基本国情。无论是在实现关系正常化还是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的大环境和小气候都不比现在好，但是我们的先贤们都可以泰然处之。放战俘、赠棉鞋、借熊猫、送口罩等操作，求大同存小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大智慧，化解了很多难题也感动了很多人。

四、将中日关系放到世界格局中思考

蒋丰：多年来，您不仅在日本做过外交官，在欧洲一些国家也做过大使。如果把中日关系投放到整个世界大局势中考察，您对中日关系的评估是什么？中日关系在中欧关系、中美关系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黄星原：放眼世界，中日关系只是两国各自对外关系的一部分，与其他关系相互作用。着眼亚洲，世界第二第三经济体的中国和日本既是邻国又同属东亚，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日本从近代的“脱亚入欧”再到当代的“联欧入美”，战略上选择了远交近攻，自我定位上经常东张西望。立足现实，中日关系经常会受到各自战略考量和大国间博弈等内外因素影响和干扰，这就是最近中日关系风雨飘摇原因所在。

我之前在美国的后院——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欧亚非的花园——塞浦路斯工作过。美洲国家和欧盟地区的人根本搞不清楚我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无论我在哪里，与日本的缘分都一直都没有断过。

我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做大使时，有幸参与接待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拉美之行。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有机会与日本前首相等近距离接触。可以说，中国特色的“全方位大国外交”在加勒比得到了充分展现，日本的“地球仪外交”也是从这个拉美小国初见端倪的。

我在塞浦路斯做大使的第一年间，日本在那里开设了使馆。日本驻塞浦路斯首任大使还特意把他的官邸选在了中国使馆旁边。

把中日关系投放到整个世界大局当中来看，其实就是：中日关系越稳定，两国间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就越有保障，亚洲在世界的发言权就越大。两国关系越差，就越容易被域外大国利用和挑拨，地区就越动荡。

中日关系在中欧关系、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应该是，成为“连接东方和西方的桥梁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纽带”，展现东方文化的魅力和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不符合其现实安全需要和长远战略利益，还会降低自己的作用与价值。

五、重启“以民促官”的破冰行动

蒋丰：您现在担任日中友好七大团体之一的日中友好会馆的中方代表理事。在您看来，今天的“民间友好”是否还能够起到历史上那种“以民促官”的作用？“中日友好”是否应该有新的思维和新的抓手？

黄星原：可以肯定的是，“新时代的民间外交”仍然可以发挥“以民促官”积极作用。简单的道理就是，中国是由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党长期执政。日本自民党的执政基础也是靠选民选票。顺应和平发展时代潮流，走睦邻友好合作道路应该是两国国民的共同愿望。我相信，民间友好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后，都会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民间友好和民意基础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我曾经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做过6年的副会长兼秘书长。74年前，周恩来总理创建这个学会的目的就是“通过民间交流机构平台，促进各国人民相互理解，扩大各自民意基础并积累民间友好力量，为最终实现中国与世界各国建交和关系正常化奠定基础。”

当年，周恩来总理会见的日本第一个访华团就是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接待的。中日两国间的邦交正常化谈判，中美中欧建交谈判也是在这里完成的。

我这次来日本两年多的时间里，走访了不少地方，也接触了许多日本的普通民众。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对待中日友好，民间比政府更积极；对待中日合作，地方和中小企业比中央以及大手公司更务实；对待中国评价，青少年比成年人更正面。

所以，所谓新思维和新抓手就是，承认两国政治关系僵冷现实，坚持“底线思维”，把我们的对日工作重心下沉，从加强地方、民间、青少年工作着手，重新启动“以民促官”的破冰行动。

后记

结束了对黄星原先生的采访，我总感觉他还有意犹未尽的表述。或许，这是出于他作为中国资深外交官的严谨；或许，这是出于他长期耕耘中日关系田野的期许。重要的是，黄星原先生对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信心，应合了我们常常说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